訂閱 Subscribe
訂閱郵件推送獲取我們最新的更新
Get email notification while we do updates
您的郵箱地址
Email Address
提交 Submit

首頁 > 研究中心 > 金融法律與金融監管研究基地

Home > Research Center > 金融法律與金融監管研究基地

研究中心簡介

ResarchCenter Introduction

金融法律與金融監管研究基地

根據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專門從事金融法律和金融監管相關理論、政策和實務研究,為政府部門、監管機構和國內外企業、單位和個人提供咨詢服務,努力成為金融法律和金融監管領域的理論研究基地、政策咨詢基地和學術交流基地。

研究基地主頁:金融監管網http://www.flr-cass.org

研究基地訂閱號:FLR金融監管(flr-cass)

 


最近動態

Recent Development

金融科技將帶來四大挑戰

評論 尹振濤 2019年06月05日


一是跨界化。金融科技橫跨了科技和金融兩大領域,金融產品或互聯網金融產品本身非常復雜,是融合了一級、二級市場以及各類產業或金融業態的混合體,再疊加技術因素,給金融監管帶來很大的挑戰。跨界化的另一個挑戰是存在監管真空、系統重要性低估和監管技術落后等問題。

二是去中介化。互聯網金融和金融科技,改變了資金獲取渠道,部分取代了傳統金融公司的中介職能。但當前的金融監管仍是盯住金融機構的監管。這是當前可能會產生重大風險的原因。

三是去中心化。當前的金融體系是以中央銀行、大型金融機構(特別是具有國家信用的銀行)這一中心化模式為基礎的,這一中心化結構和針對單一機構的監管框架,面對當前跨界經營、去中心化和針對平臺的金融科技創新,存在極大的挑戰。

四是自伺服。Alpha Go可以打敗人類是因為它輸入了大量的基礎數據,并進行了算法上的不斷迭代,但是并不能判別輸入的基礎數據正確與否,不能收斂錯誤的計算算法,甚至可能進一步將錯誤發散,這一風險更大。


全文
收起

積極財政政策助推高質量發展

評論 鄭聯盛 2019年06月05日


在2019年2月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注重在穩增長的基礎上防風險,強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逆周期調節作用,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推動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指出要正確把握宏觀政策取向,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實施就業優先政策,加強政策協調配合,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高質量發展已經成為未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最重要的目標。

一、穩增長任務面臨多重壓力

(一)出口增長受制于外部復雜環境

中美貿易摩擦短期將緩和,但仍然存在諸多不確定性,可能對出口及經濟增長造成顯著壓力。中美雙方最近表態顯示,雙方貿易沖突有望在近期達成協議、停止加征關稅,但是中美貿易沖突仍存在三個不確定性。一是在協議執行過程中依然面臨較多變數。如果美方認定中方未及時、充分履行承諾,或認為履行承諾反而損害了其利益,那么貿易摩擦難免會再度反彈。二是美國訴求得逞引起其他國家特別是歐盟效仿,紛紛籌劃、統一對華戰略。三是美國除了動用301國內法范圍制裁措施,還在世貿組織改革上動作頻頻,先后提交兩份提案建議對未盡義務成員進行懲罰、取消中國發展中國家地位,通過修改多邊規則限制中國。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中美貿易、金融及其他摩擦可能逐步演化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中長期約束力量。

英國脫歐及歐盟經濟增長不確定性使得我國出口形勢面臨更多的壓力。英國議會連續否決脫歐協議,英國脫歐無法如期實現。脫歐不確定性導致的英國政治、經濟、社會和對外政策的一系列變化逐步醞釀、積累,同時,歐盟和歐元區未來的發展亦面臨諸多的挑戰,這使得歐盟經濟穩定性面臨實質性沖擊。作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歐盟經濟復蘇的態勢以及歐元區的穩定性都是中國貿易、金融穩定的重要外部影響因素。

(二)固定資產投資下滑壓力仍較為顯著

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整體仍較為疲軟,制造業投資繼續下滑。2018年固定資產投資面臨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歷史性低速增長態勢,基礎設施呈現“投資懸崖”,2018年全年固定資產投資僅增長5.9%。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明顯弱化,甚至成為經濟增長的負向力量。尤其是基礎設施投資大幅降速本質上與金融去杠桿政策和地方政府債務管理政策直接相關,考驗地方經濟增長模式,并給全國經濟增長帶來顯著沖擊。2019年1~2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 增速同比增長6.1%,比2018年全年提高0.2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投資整體仍然相對疲弱,同時結構性問題仍然顯著,工業投資同比增長5.8%,增速比2018年全年回落0.7個百分點,其中制造業投資增長5.9%,增速回落3.6個百分點,而房地產投資同比增長11.6%,增速比2018年全年提高2.1個百分點。

(三)消費仍較難對沖投資疲軟的沖擊

如果消費能夠有效對沖固定資產投資相對疲弱的沖擊,那么經濟結構就將從投資驅動向消費驅動轉型,經濟結構進一步優化。但是,目前,消費呈現動力不足的狀況。2018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9%,比上年放緩了1.4個百分點。2019年1~2月份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8.2%,與上年12月持平,大致處于近期消費的相對低點。短期來看,汽車消費受購置稅優惠措施退出及其前期透支效應影響較大。中長期看,居民杠桿率快速上升使得居民消費受到一定的抑制。

二、總需求管理仍是重要的政策選擇

(一)供給側改革與總需求管理相匹配

過去五年來,我國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時代,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過去五年經濟實力再上新臺階,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源和穩定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未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仍將繼續發揮經濟工作的“主線”功能,統籌推進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各項工作,大力推進改革開放,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推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

供給與需求是一個動態的平衡,在發揮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線功能的同時,需要兼顧總需求管理以及需求的基礎功能。從大蕭條以來,基于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一直成為全球諸多經濟體宏觀政策的基石。亞洲金融危機后,我國長期實行的是需求管理,尤其是發揮宏觀政策功能來提升總需求甚至采取政府直接購買的方式來穩定或提振經濟增長。在凱恩斯主義的邏輯中,政策的核心主張是國家要采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特別是財政和貨幣政策,通過增加總需求來促進經濟增長,即擴大政府開支,實行財政赤字,刺激經濟,維持繁榮。

(二)總需求管理仍是基礎性政策

總需求管理是保持經濟平穩增長的基礎性政策選擇。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以四萬億元投資計劃為代表,演繹了我國史無前例的需求管理進程,使得我國經濟迅速恢復并引領全球經濟增長。但是,2012年以來,我國需求管理政策的負效應日益顯現,宏觀經濟整體上面臨一個前期政策的消化期,需求管理的邊際作用日益弱化,這使得經濟政策逐步轉向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關的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反觀過去五年中國對經濟下行、金融風險和外部沖擊的應對經驗,需求管理的基礎性作用仍然不能忽視,我國整體實施的仍然是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只是在一定階段內、在特定領域內實施階段性和結構性的相對緊縮的政策,比如2017年至2018年的金融去杠桿政策。未來,為了將經濟增長保持在合理區間,為了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實施穩健宏觀經濟政策,合理應用總需求管理仍然是基礎性的政策選擇。

(三)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雙管齊下”

在總需求管理中,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是極其關鍵、相互補充的兩個支柱,需要“雙管齊下”、統籌實施。在經濟過熱階段,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均需要給經濟“潑冷水”,防止出現持續性經濟過熱和嚴重通貨膨脹;在經濟相對低迷時,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需要給經濟“加加油”,并發揮各自在總量性和結構性優勢中的能動性。相比較而言,貨幣政策更多的是一個總量性政策,把控著一個經濟體平穩運行尤其是物價穩定、金融穩定的“總閘門”;財政政策的總量性屬性和結構性屬性更加均衡,其政策能動性、針對性和結構性更加凸顯。

為此,面對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應該靈活運用財政、貨幣金融等宏觀調控工具,有效發揮逆周期調節作用,將經濟增長保持在合理區間。實施具有針對性的總需求管理,是保障經濟體系平穩運行的基礎。在逆周期政策的實施過程中,需要處理好三個關系:一是總需求管理應與供給側管理相互匹配,共同發力;二是注重總量性政策與結構性政策的統籌,充分發揮貨幣政策的總量性調節功能,重點凸顯財政政策的總量性和結構性兼備的能動性,特別注重宏觀政策工具的適用性、精準度和針對性;三是要注重不同政策工具之間的協調,做到同向發力,避免政策之間自相矛盾。

三、充分發揮積極財政政策的逆周期調節功能

(一)財政政策功能再定位

在全球低利率環境下,在全球非常規量化寬松政策盛行的背景下,貨幣政策使得其政策空間可能得到拓展,但是,這種流動性持續注入甚至以鄰為壑的貨幣政策的副作用或潛在威脅可能是巨大的,對經濟體自身高質量發展甚至可持續發展可能帶來持續累積的風險,特別是杠桿率不斷提升帶來的系統性脆弱性。為了防止過度寬松及其潛在風險,在注重投入產出比和可持續問題基礎上,進一步發揮財政政策的逆周期性和能動性,對于像我國這樣處于轉型之中的經濟體而言是適宜且必要的。在新形勢下,需要對財政政策及其在政策體系中的地位職能進行再定位。

從功能上講,財政政策要更加注重發揮應對經濟下滑的逆周期管理及對沖功能。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效,要適應經濟平穩增長的現實需要,要適應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低企業稅費負擔、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要適應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統籌等方面的需要。從工具上講,綜合運用多種財政工具是提升財政政策水平的必要條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最基礎、最能引導預期的政策不是結構性減稅,而是直接降低稅率。結構性減稅是“包子”政策,企業和居民難以迅速感知降稅的獲得感;直接降低稅率是“披薩”政策,企業和居民能夠立即直觀感受降稅效應,是扭轉市場預期的最好方式。再比如,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最重要的連接環節是國債市場,國債利率是所有金融產品定價的“錨”,因此,進一步完善國債市場、完善國債收益率曲線就成為一項非常基礎性的工作。

(二)抓住重點凸顯積極財政能動性

第一,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政策,普惠性減稅與結構性減稅相結合,切實降低中小微企業的稅費負擔。盡快落實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減稅舉措,同時完善生產、生活性服務業抵扣配套措施,即深化增值稅改革,確保主要行業稅負明顯降低;通過采取對生產、生活性服務業增加稅收抵扣等配套措施,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繼續向推進稅制簡化方向邁進。

第二,因地制宜下調社保名義費率,逐步縮小實際征繳費率與名義費率之間的鴻溝。對于歷史欠賬,應逐步過渡化解,避免集中清繳引發沖擊。加快落實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做好減稅降費效果的監測評估工作,持續跟蹤分析各類經營主體在減稅降費政策實施過程中受到的影響,及時優化政策操作細則,確保做到“真減負”。降稅、減負是提升制造業經濟主體功能、盤活市場活力的重要舉措,是防止制造業投資進一步下滑的有力保障。

第三,重點突破,運用市場化融資,穩定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來源及投資增速。2018年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僅增長5.9%,其中基礎設施投資(不含電力等)同比僅增長3.8%,增速下降了15.2個百分點,這是固定資產投資下降和經濟增長下滑的重要根源。加快理順各級各類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投融資機制,既要保障合理基建項目的資金來源,又要避免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過快攀升,通過市場化融資機制來強化市場紀律對地方財政的硬約束,通過地方政府一般債券、專項債券、城投債等方式來滿足地方政府合理融資規模,夯實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基礎。基礎設施投資的盤活是固定資產投資企穩的基礎,必須通過市場化和市場硬約束來提升基礎設施項目的商業可持續性。

第四,財政政策應該發揮補短板、保民生和真扶貧等兜底功能。一是強化財政政策補短板功能,利用財政資源在養老、醫療、公共衛生、教育、幼托、家政等服務領域進一步擴容、提質、增效,有效緩釋相關領域的“短板效應”。二是利用財政杠桿,充分發揮保障房、共有產權房和租賃房在滿足剛需群體基本居住需求方面的積極作用,探索推進“商辦改住宅”和利用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建設保障房的積極嘗試,重點保障貧困人群的住房需求。三是發揮財政政策在結構性和區域性上的能動性,重點推進精準扶貧工作,強化經濟薄弱地區或社區的基礎設施配套、集體經濟培育、鄉村旅游開發以及幫扶戶的產業扶持工作。

(三)深化改革,綜合施策,向經濟高質量發展轉型

更好地發揮財政政策的逆周期、總量性及結構性功能,是發揮宏觀經濟政策逆周期調整功能的關鍵,同時也是統籌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核心支撐。沒有積極有效的財政政策,沒有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有效統籌,經濟平穩增長就難以保障。但是,財政與貨幣政策并非是政策的全部,需要在更高層次上進行統籌,以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矛盾為核心,以經濟高質量發展為目標,深化改革,綜合施策。

我國經濟社會正經歷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抓住主要矛盾、解決發展問題是實現平穩過渡的關鍵所在,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的保障。目前,我國社會面臨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反映在經濟運行中,就是供給側結構性矛盾。在人口老齡化和資本投入約束大的情況下,即便實施非常寬松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也較難實現經濟平穩高效增長,反映在經濟發展模式上,創新和技術是全要素生產效率提升的關鍵。在經濟保持長期高速發展后,如何匹配經濟增長與上層建筑,反映在體制機制改革上,清晰界定政府與市場邊界就成為資源配置的關鍵。

逆周期調節的財政與貨幣政策,更多的是一種經濟波動的短期應對,本質上是以政策能動性來部分熨平經濟周期波動,緩釋經濟金融體系過度波動帶來的負面沖擊。但是,經濟高質量發展是一個長期問題,核心是要以創新來提升全要素增長效率,有效統籌總需求管理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融合市場決定性作用和政府引導性功能,重點推進經濟體制機制的針對性改革。

在體制機制改革上,新時代背景下以收定支的財政政策框架是否需要進行反思與改革,上收的財權與下放的事權如何形成有效匹配,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如何統計、化解和應對并強化預算硬約束,具有基礎定價功能的國債市場建設及相關的國債收益率曲線形成是否能夠加速推進等都是未來亟待解決的問題。還有,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關聯的核心環節與基礎機制是什么,財政部的資產負債表與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如何聯結起來,也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統籌協調的關鍵。


全文
收起

英國金融穩定治理框架:權衡、改革與啟示

評論 鄭聯盛 2019年06月05日


全球金融危機過去10 周年,金融穩定機制建設成為國際社會的重大政策議題。不管是二十國集團(G20)主導下的國際政策合作,還是美國、歐盟、英國、中國等重要經濟體的具體政策實踐,加強系統性風險防范和金融危機處置成為了一個政策共識[1],構建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和完善金融穩定治理體系成為較多經濟體的政策選擇。

金融危機10 年來的金融穩定政策實踐中,英國實施了160 多年來最為重大的金融體系改革,亦是國際社會金融穩定治理體系最為全面的改革實踐之一,構建了金融穩定治理體系和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已形成了以廣義金融穩定為目標,以貨幣政策、宏觀審慎和微觀監管為支撐的三支柱金融穩定治理體系。2017 年以來,中國金融體系改革深入發展,人民銀行基于多目標政策框架[2]構建了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政策調控體系,銀行監管和保險監管進行了機構整合。如何統籌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以及在更大范圍內統籌微觀監管,同樣是中國實現金融穩定目標的重大政策任務。[3]英國的經驗可以為中國金融改革特別是金融穩定機制及治理體系建設提供重要的參考。

本文分為四個部分。首先簡單介紹金融穩定治理框架的內涵、基本要素以及國際政策實踐的四種模式。其次討論英國金融穩定治理框架的權衡與融合,特別是關注金融穩定的內在挑戰以及金融穩定治理體系的核心要件。再次重點介紹英國金融穩定治理框架的政策實踐,重點分析英國三支柱的治理體系、三個專業委員會的決策職能以及宏觀審慎政策的核心支柱功能。最后是結論和啟示。

...

研究評論詳見附件。


全文
收起

監管科技需系統規劃

采訪 胡濱 2019年06月05日

日前,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胡濱在接受《中國經營報》記者專訪時坦言,雖然目前監管科技的趨勢已經確定,但目前技術只是逐步介入金融監管領域,在全球的運用仍有很長的路要走,不是一蹴而就。

 “逐步建立金融科技監管規則體系”及“持續強化監管科技應用,提升風險態勢感和技防能力,增強金融監管的專業性、統一性和穿透性”也是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科技委員會召開2019年第一次會議中所強調的。

談及當前中國如何發展監管科技時,胡濱認為,一是要重視金融監管理念的變化,二是監管科技等新機制的引入至關重要。“沙盒計劃不僅僅是金融科技應用的一種機制,可以平衡風險和創新,同時也為監管科技的發展提供了一種測試空間,監管部門、金融機構、技術提供商三者協同合作,在沙盒計劃中運用和測試,系統評估監管難點和創新風險點,為監管科技的發展提供較好的引導性土壤環境。”

一、在國際經驗中找到中國監管科技的可行性

《中國經營報》:2015年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FCA)率先設立創新項目與創新中心,同年設立監管科技中的沙盒制度。隨后,各國相繼著力推進本國的監管沙盒制度。至今距離各國引入“沙盒監管”已有時日,你認為如今有哪些國家沙盒監管發展的比較好?這些國家是如何維持金融創新風險與金融監管的平衡的?有何值得借鑒的地方?

胡濱:到目前為止,監管沙盒做的最成熟的是英國,同時它也是最早開始做監管沙盒的。英國的監管沙盒已經開始有了創新變種,比如“虛擬沙盒”、“傘型沙盒”。并且英國的監管沙盒已經開始進入第二階段,與第一階段創立創新中心、設立標準、規則程序、項目進入不同的是,第二階段是指已經有成熟的項目進入沙盒,經過培育、測試后,從沙盒出來后對第一批、第二批測試結果進行了評估,同時評估完成后進行改進與進一步完善。

此外,英國除了推出沙盒制度,還提出成立全球各主要國家的金融監管機構合推沙盒監管的國際聯盟“全球沙盒”,即全球金融創新網絡(GFIN),希望得到各個國家認可并與之合作。所以我覺得英國目前處在監管沙盒的“2.0”版本,其經驗是最值得我們研究與借鑒的。

《中國經營報》:你當時是如何看到沙盒技術在中國應用的可能性,并決定開始呼吁引入的?

胡濱:創新與風險其實是一對矛盾體,因為一方面金融業的發展帶來國家競爭力的提高,從國家大局來說,監管部門希望推動金融創新、提高金融業活力;另一方面,監管對于風險的意識較強,希望在創新的同時控制好風險。在此過程中,如果出現階段性變化,監管相對放松一定程度上激發創新,過度的話則會引來風險,導致監管再次收緊。這是一個動態博弈的過程。

但金融科技的發展,在各個領域廣泛得到運用的趨勢不可逆轉,在未來甚至對金融行業產生一些顛覆性的改變。認識到金融科技未來的重要地位的國家在戰略上都會積極探索提高本國金融科技競爭力。因此我們需要一種機制,既能夠讓金融創新順利推向市場,提高金融競爭力,又能令監管者放心。

二、設立沙盒監管的前提已具備

《中國經營報》:你認為沙盒監管的挑戰與趨勢是什么?

胡濱:在英國推出監管沙盒后,我們看到了監管科技的趨勢,就開始跟蹤研究,后來開始公開撰文呼吁將沙盒引入中國,在一開始我們遇到了一個阻礙——我們的金融監管組織體系的改革還未完成,比如當時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尚未設立,還處于分業監管的格局,暫無一個統籌協調的機構。而金融科技產品可能會是一個混業經營的產品,需要三個監管部門統籌協調,所以我們覺得沙盒監管面臨的困境是應該設立在哪里的問題。

等到2017年宣布設立國務院金融發展穩定委員會后,在原有的“一行三會”監管部門之上有了一個統籌協調的機構來統籌創新,使得引入沙盒監管有了基本前提。從2018年國務院的機構改革到現在,我認為引入沙盒已經完全沒有組織機構上的障礙了。

《中國經營報》:對于在我國推行監管科技面臨的監管資源要求高與監管科技缺乏法律依據難點,你認為應該如何有效破解?

胡濱:推行監管科技是一個系統的長期的過程,監管資源要求高與監管科技缺乏法律依據是全球金融監管與金融業發展大環境下,面臨的共同的問題。

我認為在技術視角中,金融科技的監管可以充分借助市場的力量。

具體而言分為兩方面:一是加強現有的監管當局和金融科技企業等市場主體的互動。企業可以向監管者反饋訴求與困難,監管者可以進一步對監管進行改進;監管者通過溝通和交流,也可以了解金融科技發展中主要風險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更充分地融入到這個市場當中,充分掌握技術的最新動態。同時金融科技企業作為被監管者有義務向監管者、監管主體以及監管當局去介紹如何運用這些技術去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以此實現監管科技升級。

二是由于監管科技的運用限于當前的體制機制,不能夠完全依賴于現有的監管當局,比較可行的辦法是把金融科技和監管科技企業的市場化機制運用到監管當中,可以采取第三方獨立、第三方外包等方式,讓金融科技中的監管科技企業來承擔監管任務,特別是對于技術的監管,利用科技的手段來彌補我國現有地方金融監管的短板。

《中國經營報》:你認為在沙盒監管在全面投入應用之前,還存在哪些問題?

胡濱:對于監管科技在實際應用方面還需要注意的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

要建立項目準入機制。

沙盒制度成立后,當大量機構與項目申請進入沙盒時,我們必須有一個機制來甄別什么樣的產品是真正的金融創新產品,可以進入沙盒進行測試,需要系統性設置和評估整個流程標準。

金融消費者保護機制的完善。

首先進入沙盒的項目需要在有限范圍內測試,消費者的數量是有一定限制的,一開始不允許項目無限制的對這個市場發行。在有限的樣本里進行測試,控制住風險。接下來金融機構需要承諾出現風險時,有相應的賠償,以確保在測試過程中如果發現銷售或者產品運作中的風險,消費者權益能夠得到保障。另外監管者如果在測試過程中發現了產品有問題,可以讓機構進一步改進產品,直到它比較成熟才可以推向市場。

退出沙盒后要推向市場時面臨的運營問題。

這時要重新對沙盒的退出進行評估,需要引入第三方評估機制,監管部門根據第三方的客觀評估,評判其是否可以大規模地在市場應用。根據現在中國的監管體制,特別是對于金融創新的審批機制,建議各個監管部門設立一個創新審批,經過沙盒的項目再到監管部門進行審批,就會更加容易,監管部門也更加信賴這些項目,最后向市場推出。


全文
收起

BigTech為何殺入金融業務

評論 尹振濤 2019年06月04日


近期有關大科技公司(BigTech)的討論尤為熱烈,特別是關于Bigtech從事金融業務的優劣爭論。BigTech指的是擁有數字技術優勢的全球性大型技術公司,他們通常直接面向C端用戶提供搜索引擎、社交網絡、電子商務或數據存儲和處理等IT平臺,同時也為其他公司提供基礎設施服務。具體而言,國外企業例如亞馬遜、蘋果、谷歌和FaceBook等,國內如阿里、騰訊、百度和京東等。

國際清算銀行(BIS)最新發布了一篇題為《大科技公司及金融中介結構變化》(BigTech and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的工作論文,通過分析阿根廷和中國的借款人情況,發現獲得過BigTech信貸支持的公司相比沒有獲得的公司更具創新性和盈利能力。其核心的論據就是BigTech信貸的確是傳統銀行信貸的有益補充,且更具效率和普惠。

金融穩定委員會(FSB)也將研究“大科技公司進入金融服務的潛在影響”作為2019年的工作重點。近日,FSB新任主席Randal K. Quarles公開表示,大型成熟技術公司進入金融服務領域可能引發許多新風險,其中一些可能涉及金融穩定性。但他進一步強調,通過引入新的方法、更多的信息管理和降低處理成本,金融科技可以潛在地減少金融波動和脆弱性。

另外,據德國央行執行委員會委員Burkhard Balz所言,德國和法國正在醞釀出臺新的制度,監管大科技公司從事金融活動,并扶植歐洲本土的支付和金融科技公司的發展,成為歐盟范圍內的監管部門的先行者和推動者。

一、BigTech進軍金融業務的驅動因素

第一,滿足客戶的需要。BigTech往往在互聯網業務中建立了自己獨具特色或擁有絕對優勢的數字生態體系,比如電子商務,社交和搜索等。圍繞著生態核心企業和數字生態體系,建立起一個能夠服務于億萬終端客戶的服務平臺,而嫁接在平臺上的服務可謂五花八門,其核心目標為服務客戶和留存客戶。例如,客戶的交易需求催生了支付業務,客戶的融資需求催生了金融科技信貸業務,客戶的資產配置和風險分散需求,使得運用財富科技和保險科技提供財富管理和保險產品有了空間

第二,具備自身的應用場景。BigTech開展金融業務一般先從輕資產負債表的支付業務入手,以數字生態重新定義金融中介,把金融服務整合到已有的數字生態之中。為了滿足客戶的金融需求所提供的支付、借貸、財富管理、保險等產品及服務,往往是與具體的購物、公共繳費和社交轉帳等應用場景結合起來的。

二、BigTech從事金融業務有哪些獨特優勢

第一,技術門檻高。大科技公司都具有超強的技術優勢,特別是在數字技術領域會大規模的投入資金和各種資源,在AI、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和5G網絡等領域具有技術領先地位,能夠降低成本,提升效率。

第二,具有規模效應。因為具有超億規模的客戶群體,即便有巨額的技術和研發投入,大科技公司在金融服務領域仍具備規模效應及邊際成本趨近于零的成本優勢。

第三,良好的客戶體驗。不同于傳統金融機構以嚴密的合規流程來設計用戶使用規則,大科技公司往往是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迭代產品,更聚焦于不斷提升用戶的體驗。互聯網產品的設計和迭代,立足于客戶的體驗,努力做到零摩擦和零痛點。大科技公司在客戶端建立起的品牌心智,同樣可以延展到金融服務領域。

第四,平臺模式效應。BigTech從事金融業務,往往更聚焦對接資金的兩端,搭建金融服務平臺,而其平臺模式具有明顯的規模效應和跨群外部性,因此在成本降低和用戶感知方面更具優勢。傳統金融機構通過大科技公司的平臺也能夠觸達前所未有的廣闊客戶群體。

三、如何理解BigTech的風險問題

第一,BigTech的金融風險來自于內部秉賦和外部監管。不同的BigTech以其不同的秉賦來提供金融服務。有的BigTech深耕電商和支付業務,電商交易失誤基本為零,支付資損在千萬分之五;也有的BigTech在社交和搜索業務極具優勢,在提供金融服務的同時,它們天生對技術風險有著充分的準備和預案。對金融監管部門而言,需要迅速理解和識別科技的演化及其帶來的風險、挑戰和機遇,秉承“技術中性”的原則做等效監管。

第二,BigTech的風險承擔機制具有特殊性。有觀點認為,BigTech的金融業務像傳統金融機構一樣提供期限轉換、信用轉換等服務,其金融業務在獲取牌照或金融業務許可后,應與傳統金融機構在資本充足率、關聯交易、防火墻等方面接受同樣的監管標準,以確保遵循G20所強調的“技術中性”原則。技術中性的基本因素是監管制度對所有技術的運用要保持中性,不能偏向于某一種技術,而歧視另一種技術,以確保公平競爭。雖然BigTech普遍具有高市值,但支持其高市盈率的基礎是技術服務的高增長率以及低風險,例如中國領先金融科技公司給小微企業貸款的平均不良率(NPL)約為1%,而傳統銀行的該指標為2.75%。當然,與傳統金融機構相比,大科技公司不太可能全力開發重資本金要求的金融產品,這是因為在資本市場上,金融業務并沒有科技更具想象力、更受投資人的推崇和接受。

第三,BigTech的風險主要集中于長尾用戶。由于大科技公司金融服務的普惠屬性,不管在資金端還是資產端都極大程度地向“全覆蓋”方向發展。在金融服務不斷下沉的背景下,BigTech的大數據風控對于長尾客戶群體依然是有效的,不會因為服務下沉而增加信貸的違約率。BigTech的風險點主要在技術風險和聲譽風險,因此,BigTech需要對聲譽風險和技術風險作出充分的準備,防止在長尾客戶端引起風險傳染。作為傳統金融服務的有益補充,BigTech也同樣需要在用戶識別(Know You Customers)上做足功課。

值得注意的是,一直有人擔憂BigTech會利用其市場優勢進行監管套利,關于這一質疑目前學術界也沒有有力的實證研究結果來確認該質疑。不過,在上文提到的國際清算銀行(BIS)的最新工作報告中,得出了“監管嚴格度與大科技信貸量是負相關,但是并不顯著”的結論。這可能表明,嚴格的監管規則會減少金融科技的信貸活動,從而說明BigTech仍受到監管的制約,并不存在明顯的監管套利可能。

四、如何監管BigTech的金融業務

一是,監管必須具有及時性。由于大科技公司特有的屬性,其金融業務也非常具有快速擴張的特點,因此,針對新興領域和業態,監管應該及時跟進。同樣,也應該特別注意及時明確新產品和新模式的重要意義,避免出現不必要漠視和拖延,從而挫傷新的經營者進入金融科技市場的積極性。

二是,監管必須具有彈性。金融監管的目的規范發展,而不是遏制創新。就BigTech而言,其巨額的投入及風險承擔能力是市場自主的選擇,也是符合金融科技發展的邏輯。在加強監管的同時,應遵循有效監管的原則和監管規則的一致性和關聯性,避免產生過渡監管,也絕不允許監管真空的存在。

三是,監管必須維護公平。BigTech從事金融業務與傳統金融機構從事金融業務,雖然商業模式、業務邏輯都存在明顯的區別,但并未改變底層金融產品的屬性,因此,監管也應該做到一視同仁,既不歧視也不溺愛,都需要在相應的牌照下運營。同時,為避免行業壟斷等問題,監管應側重在促進公平競爭,維護消費者權益和開放市場。

四是,監管必須國際協調。由于BigTech業務具有跨國和跨域的特點,不僅在同一國家需要實現監管統一,在全球范圍內都應該實現監管規則的趨同一致。否則不僅可能出現更多的監管真空和監管套利行為,更容易在各國監管松緊不一的情況下損傷一國的國際競爭力。


全文
收起

把握重點環節 打好金融風險攻堅戰

評論 鄭聯盛 2019年06月04日


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特別是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務。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和打好金融風險攻堅戰,需強化對重點風險環節的應對與處置,重點關注宏觀杠桿率、結構脆弱性、外溢效應及新興的金融科技等領域。

宏觀杠桿率高企涉及總量與結構,涉及實體部門與金融部門,存在較大的流動性風險。根據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的研究,2018年中國實體經濟部門總杠桿率為243.7%,處于較高水平。2018年企業杠桿率小幅下降至153.6%,但國企杠桿繼續攀升至103%。居民杠桿率從2016年底的4.8%上升至2018年的53.2%。流動性風險是杠桿率提升后的重大威脅,流動性具有極強的嬗變性,容易引致“信用驟停”及“明斯基時刻”。

國企過剩產能、房地產風險、地方政府債務等問題是具有結構脆弱性的局部性風險,并逐步成為一個具有全局沖擊力的體系。影子銀行為這三個領域提供較大規模的信用,同時隨著不同金融和經濟領堿的內在關聯性日趨加強,金融監管的分業邊界更加模糊,引致了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混業經營與分業監管的制度性錯配。

外部風險仍是金融風險防控的一個長期變量。本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主要經濟體債務高企、杠桿攀升,非常規量化寬松政策的出臺和退岀帶來了全球資產價格和資產配置的變化,部分國家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調整形成了巨大風險的外溢效應。

金融科技高速發展帶來金融風險防控的新難題。首先,高速發展的金融科技可能重塑金融基礎設施體系。其次,金融科技使得系統重要性機構的內涵產生變化。新的系統重要性機構可能是互聯網金融科技企業或其他具有復雜關聯性的中型機構。再次,金融科技兼具科技屬性與金融屬性,跨界化、去中介、分布式、智能化等技術應用可能導致更嚴重的跨界和混業經營。


全文
收起

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評論 胡濱 2019年05月16日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業發展發生了歷史性變革,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有序推進金融改革發展、治理金融風險,金融業保持快速發展,金融產品日益豐富,金融服務普惠性不斷增強。但也要看到,我國金融業市場結構、經營理念、創新能力、服務水平還不適應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仍然存在諸多矛盾和問題。推動金融業健康發展,更好發揮金融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必須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使金融更好服務實體經濟、服務經濟高質量發展。

堅持服務實體經濟的本源。服務實體經濟是金融的天職。習近平同志指出,“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強化金融服務功能,找準金融服務重點,以服務實體經濟、服務人民生活為本。”要把服務實體經濟作為完善金融服務、防范金融風險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著力解決資金“脫實向虛”或在金融體系內空轉、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等突出問題,把更多金融資源配置到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更好滿足實體經濟多樣化金融需求。

增強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以金融體系結構調整優化為重點,著力優化融資結構和金融機構體系、市場體系、產品體系,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量和效率。在優化融資結構方面,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加速推進科創板和注冊制落地實施,努力構建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扎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合法權益得到有效保護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在完善金融機構體系方面,繼續推動國有大銀行戰略轉型,積極發展中小銀行、民營金融機構和外資銀行機構,完善非銀行金融機構發展路徑,提升證券、保險、信托、基金、融資租賃、保理、互聯網金融等機構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在健全金融市場體系方面,完善銀行、證券、保險、基金等市場長期發展機制,加快推進利率、匯率和國債收益率市場化改革,提升金融市場效率,使市場在金融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在豐富金融產品體系方面,通過技術創新、模式創新、產品創新和服務創新,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個性化的金融服務和產品,拓展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廣度和深度。

平衡好穩增長和防風險的關系。既保持經濟穩定增長,又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風險,這是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目標。一方面,保持宏觀經濟總需求穩定。發揮好宏觀經濟政策的逆周期調節作用,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改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為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另一方面,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加快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建設,穩步推進金融業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國產化。做好金融業綜合統計,健全及時反映風險波動的信息系統,完善信息發布管理規則,健全信用懲戒機制。管住金融機構、金融監管部門主要負責人和高中級管理人員,加強金融業反腐敗力度。完善金融制度體系,規范金融運行。


全文
收起

理性看待社融增量數據的變化

評論 鄭聯盛 2019年05月13日


在1月份社會融資規模增量創出歷史新高后,2月份的社融數據則出現大幅下跌。

對此,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新聞中心記者會上表示,一定要把貨幣信貸的數據拉長時間來看。前兩個月人民幣貸款新增4.11萬億元,同比多增了3748億元,社融新增5.31萬億元,同比多增1.05萬億元,社融持續下滑的態勢得到了初步遏制,為2019年經濟金融開局提供了保障。

其實,對于社會融資增量的變化,我們應該理性去看待,而且需要拉長時間周期去分析,這樣才能在數據迷霧中尋找到“真諦”。

一、貨幣政策邊際改善

社會融資規模是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新增融資量,既包括銀行體系的間接融資,又包括資本市場的債券、股票等直接融資,社會融資規模是金融對經濟的支持力度的基礎指標,其結構亦反映金融體系的微觀結構變化。

從總量上看,社會融資規模增量創新高反映出宏觀經濟政策的逆周期性,貨幣政策邊際改善正在呈現。

具體來說,由于經濟下行壓力漸顯,2018年以來宏觀調控部門多措并舉地支持經濟增長,如創設央行互換票據(CBS)支持銀行發行永續債,創設定向中期借貸便利引導金融機構加強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采用多種政策改善小微、民營企業的融資環境。

2019年,保持經濟平穩增長、有效提升就業水平成為政府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這就需要進一步發揮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及其他政策的逆周期功能。此前,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2019年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2019年1月,人民銀行兩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釋放了較多流動性,提升了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的流動性水平。

對此,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孫國峰也表示,2018年尤其是第四季度以來,人民銀行積極采取推動銀行發行永續債,綜合運用定向降準、中期借貸便利(MLF)、再貸款、再貼現等一系列措施,緩解銀行信貸供給存在的約束,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并且上述措施的效果正在顯現,貨幣政策傳導也出現了邊際改善,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不斷加大。

二、三大資金供給結構變化,值得關注

從結構上看,前兩月社會融資規模增量數據的變化還透露出以下三點信號。

首先,金融機構對實體經濟的人民幣貸款支持大幅增加,票據融資膨脹式增長,反映信用市場環境進一步改善。

1月份,金融機構對實體經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增加3.57萬億元,占同期社會融資規模比重提升1.9個百分點至67.4%,反映信用環境不斷改善。作為商業信用的核心載體,票據融資大漲也反映信用環境改善的趨勢。

其實,票據是由出票人簽發的、約定自己或委托付款人在見票時或指定日期向收款人或持票人無條件支付一定金額的有價憑證,這種無條件支付的秉性充分反映商業信用的活躍性。2018年5月以來,票據融資規模呈現逐步、波動擴大的態勢,但整體規模相對有限,直到2019年1月同比多增高達4813億元至5160元。

其次,中長期貸款和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的增長反映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支持得到了一定保障,資金供給結構有所改善。

2018年,固定資產投資面臨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歷史性低速增長態勢,基礎設施呈現出“投資懸崖”的特征。隨著第二產業需求下行,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速由2018年2月的7.9%下滑至全年的5.9%,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明顯弱化,其中基礎設施投資和制造業投資下滑壓力更為顯著。

2019年1月中長期貸款自2018年8月以來首次出現同比多增,增加共計1.39萬億元,同比多增907億元。另外,在債券融資呈現回升的同時,與地方基礎設施建設直接相關的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發行超過千億元,為地方經濟增長提供一定的支撐。與固定資產投資直接相關的企業中長期信貸出現回暖,同期房地產行業中長期貸款增速繼續回降,以及地方債券新增顯著,反映了資金供給呈現結構性改善的狀況。

最后,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額同比減少較多, 反映股權性融資仍處于相對低迷的狀態。

2018年以來,政府對資產管理、PPP、產業投資基金等進行了較為嚴格的監管,給權益融資帶來了顯著的壓力。同時,股票市場持續低迷,使得融資難度加大。而權益性融資規模較小,充分反映了經濟發展的長期性資金仍然呈現嚴重不足的狀況,非金融部門的杠桿率可能面臨隨著債權性融資增加、權益性融資下降而繼續上升的壓力。

三、政策傳導+結構優化是關鍵

從內涵角度來看,社會融資規模是一個總量指標, 其可以全面反映金融與經濟的關系和金融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力度。社會融資規模增量提升,可對經濟增長、物價水平、投資消費等實體經濟指標產生正面影響,有助于提升實體經濟信心,有利于提振市場風險偏好。但是,社會融資增加是否能夠轉換為持續的增長動力,還與政策有效傳導和融資結構優化直接關聯。

這個轉換的實現受制于四個因素。一是預期。

2019年在穩增長的政策指向上,金融去杠桿將從總量性去杠桿向結構性去杠桿轉變,貨幣政策仍將保持穩健,并可能向邊際改善方向轉變,這個預期目前基本是明確的。

二是私人部門的借貸意愿。邏輯上,流動性合理充裕,通過貨幣乘數效應可以增加商業銀行貸款的數量,并直接影響企業及居民的借貸數額,提高投資支出水平,進而推動經濟增長。其中,企業和居民的借貸意愿是關鍵,目前借貸意愿有所改善但未實質性提高。

三是信用獲得成本。金融機構提供信用支持面臨負債成本、運營成本及風險補償等壓力,并將此全部或部分轉嫁給企業和居民。流動性支持、市場利率下降、運營效率提升、風險共擔機制建設等是實現信用成本降低的基本方式。

四是宏觀經濟的整體回報率及其穩定性。只有經濟穩定持續發展,回報穩定,信用機制才會形成可持續的內生機制。

對此,李克強總理2月20日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表示:“相關金融機構要齊心協力,讓更多貸款更便捷流向實體經濟和中小微企業,特別是要向中長期貸款方向加大力度,以此引導宏觀經濟平穩運行、長期向好。”

與此同時,近期央行發布的《2018年第四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也提出要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松緊適度,強化逆周期調節,把握好宏觀調控的度,在多目標中實現綜合平衡”。


全文
收起

要從國家戰略層面來提升中國金融科技的全球競爭力

演講 胡濱 2019年05月13日

聽前面幾位嘉賓發言,非常興奮,在此我也和大家分享一些觀點。首先簡要談一談讀孫國峰司長新作的體會,全書有三個關鍵詞:一是“全景”,新書系統全面分析了金融科技的歷史演進、發展現狀和未來趨勢;二是“斷代”,金融科技作為新金融斷代史的開端,對未來金融科技新生態乃至整個金融業態的發展、監管和研究都會提出新要求;三是“金融本質”,書中的一些觀點揭示了金融科技對金融本質的影響和作用。我覺得以下兩點比較重要,一方面,金融科技會逐步改善由信息不對稱導致的信息匹配問題,另一方面,以信息收集、信息配置和擔保機制為基礎建立的信任機制,在目前階段沒有發生變化,但未來金融科技的不斷發展會助力信任機制的建立和升級。同時,我們要清醒意識到,金融科技的迅猛發展也會帶來新的我們所沒有面對過的挑戰和問題,比如數字鴻溝和算法歧視問題,導致信任機制發生一些新變化,引發消費者保護和金融科技普惠性、公平性等難題。

一、理性、客觀判斷中國金融科技的發展階段至關重要

當前,中國金融科技發展處于全球領先地位,從理論上講,有以下五大原因:

第一,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金融抑制現象較為嚴重,傳統金融基礎設施相對缺位,使得金融科技的功能替代效應得以放大,金融科技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傳統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的不足,提升金融服務的水平和效率;

第二,傳統的金融行業屬于特許經營型行業,存在較高的準入壁壘,而相關法律法規缺位則變相降低了市場準入條件,使得沒有獲得許可的無牌機構可以變相從事實質性的金融業務,而金融混業經營和分業監管的錯配則為金融機構和從業者提供了監管空白和套利空間,這也是導致我國金融科技行業前期野蠻生長的重要原因;

第三,擁有龐大人口紅利和消費者市場紅利的中國,為金融科技的快速崛起提供了大量可落地的商業場景和商業模式。中國這種得天獨厚的生長土壤,為金融科技的茁壯發育奠定了堅實的發展基礎,而金融科技的發展又反過來進一步降低了金融服務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擴展了金融業的“生產可能性空間”;

第四,當前,相對于英美等國家、我國法治體系和監管體系建設相對滯后,隱私觀念比較薄弱,數據與信息的保護明顯不足,這些為我國金融科技的快速發展提供了極為寬松的甚至是沒有約束的外部環境;

第五,雖然我國金融基礎設施建設較為落后,但是我國擁有全球領先的移動互聯網,IT技術和電信基礎設施,這些后發優勢反而使得我國金融科技有了彎道超車的基礎。

理性、客觀地分析中國金融科技的發展現狀,需要認真思考以下四個問題:

第一,我國金融科技的領先是全方位、多領域的領先還是僅僅支付清算體系(第三方支付)、消費金融等單一領域的領先;

第二,我國金融科技的領先是核心技術的領先、商業模式的領先還是龐大金融消費市場的領先;

第三,科技和金融深度融合已成為金融業發展的大趨勢,由此引來資本市場對金融科技投資的熱度持續高漲。當前,我國金融科技主要靠資本力量的推動,那么這種領先的未來可持續性體現在哪里;

第四,“真偽”金融科技創新并存,金融科技市場魚龍混雜,那些偏離實體經濟需求、規避監管的“偽”金融創新會給我國金融科技發展帶來負面影響,對“偽”金融科技機構監管不到位、監管邊界不清晰往往會殃及池魚,導致一些主流的金融科技企業發展受到抑制。

基于此,我有一個基本判斷:中國金融科技發展歷經“爆發式野蠻生長—清理整頓—理性發展”三個階段,目前中國金融科技的發展是在規模、市場份額和影響力方面的領先,而不是在核心技術創新領域的全面領先,中國金融科技未來發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二、如何提高中國金融科技的全球競爭力

要站在提升中國金融業全球競爭力的戰略高度上考量中國金融科技的未來發展。金融科技迅速發展的窗口期很短,形勢可能比我們想象的更加緊迫和嚴峻。有效提升我國金融科技的全球競爭力,需注重以下兩方面問題:

第一,要提高我國在金融科技領域的國際話語權。我國金融市場規模龐大,但是法治環境和隱私保護不健全,而傳統金融市場比較發達的國家發展金融科技的邏輯則與我國不同,通常是在發展的同時,更加注重權利的保護和和監管規則的建立。比如歐盟于2018年5月25日出臺《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簡稱GDPR),目標是保護歐盟公民免受隱私和數據泄露的影響,同時重塑歐盟組織機構處理隱私和數據保護的方式。在全球規則已經制定并且話語權掌握在其他國家的情況下,對于未來中國金融科技“走出去”,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是非常不利的。建立國際話語權,一方面是要建立我國監管部門和國際組織之間的對話交流和溝通機制,另一方面要推動我國現有的全球性頭部金融科技公司積極走出去,在國際市場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發揮輿論影響力。我國學者也要積極參與到全球金融科技發展的討論之中,不能自說自話,要“打開門來做研究”。

第二,要積極制定我國金融科技發展的技術和數據標準,健全監督管理體系和技術標準體系,并適時向全球推廣。隨著金融和科技的融合發展,經濟社會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逐步提高,全球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制定支持金融科技發展的戰略規劃,英國提出的“監管沙盒”計劃(Regulatory Sandbox)得到了美國、新加坡、澳大利亞和中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積極響應,其核心目標是彌補現有金融監管機制的不足,平衡金融風險與金融創新,提高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未來我國實施沙盒監管的時機逐漸成熟,應在借鑒國際經驗的基礎上,積極推進中國版“監管沙盒”計劃,并主動引導監管科技的應用發展,引領監管技術的標準制定。


全文
收起

讓普惠金融更好發揮作用

評論 胡濱 2019年05月10日


普惠金融,是一個能有效地、全方位地為人民群眾,尤其是貧困、低收入人口提供服務的金融體系。如何充分發揮其作用,是人們普遍關心的話題。

我國對普惠金融高度重視,出臺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從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發展普惠金融,“鼓勵金融創新,豐富金融市場層次和產品”,到印發《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再到推出《大中型商業銀行設立普惠金融事業部實施方案》,一系列政策法規為普惠金融發展提供了良好外部環境、健全了相關金融基礎設施,也完善了金融監管體系框架。隨著普惠金融的發展,如何進一步降低普惠金融服務成本,合理引導低成本資金參與普惠金融服務,關乎普惠金融的可持續發展。

目前,普惠金融政策主要是差別化準備金、定向降準及信貸政策等,集中于傳統銀行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從利率看,傳統大型金融機構的普惠金融產品利率較低,如2018年四季度,銀行業新發放小微企業貸款平均利率為7%左右,而四大行小微企業貸款利率低至4.5%左右。站在內部成本與收益的角度,金融機構自主市場化發展普惠金融的動力不足。因此,發展普惠金融,需要提高商業性金融機構的主觀能動性,保證其獲得合理適度利潤的同時,實現商業發展的可持續,讓普惠金融不只是“政策性金融”,更是“發展型金融”。

此外,數字普惠金融快速發展,為金融服務提供了巨大空間。然而,數字普惠金融如何進一步降低服務成本,仍是一項現實課題。去年,我在地方掛職時負責金融工作,把一個“獨角獸”金融服務企業引過去。合作初衷是希望利用數字普惠金融助力地方發展,解決“三農”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后來調研評估發現,效果不理想,原因是它可以解決支付清算變現問題、普惠金融客戶覆蓋面問題和金融服務可得性及速度問題,卻解決不了小微企業和個人的融資成本問題。同時,金融服務企業自身的融資成本也高,存在動力不足問題。

金融要把為實體經濟服務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全面提升服務水平。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指出,要建設普惠金融體系,加強對小微企業、“三農”和偏遠地區的金融服務。真正發揮好普惠金融的作用,就要切實深入推進改革,如推出鼓勵商業性金融機構從事普惠金融業務的相關政策、促進成本低廉的資金主動流入普惠金融領域、讓政策性金融機構深入到偏遠地區和落后地區,等等。只有著力解決金融服務成本問題、金融機構動力問題,才能更好地緩解普惠金融為小微企業和“三農”提供服務的融資難融資貴難題。

金融是實體經濟的血脈,應更好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因此,把更多金融資源配置到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更好滿足人民群眾和實體經濟多樣化的金融需求,才能回歸金融服務的本源,這也正是發展普惠金融的本意。


全文
收起
双色球牛人3d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