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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簡介

ResarchCenter Introduction

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實驗中心

聚集國內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一流專家,利用現代經濟增長和金融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問題。中心積累了大量省地級地方數據庫,據以進行增長指標分類處理,并逐步加入區域金融生態、財政分析運營模塊,構造了區域增長、金融與財政風險和模擬周期對沖擊反應的一個實驗數據平臺。定期發布《中國經濟增長藍皮書》。不定期發布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中國區域經濟增長和金融生態評估、上市公司等方面的分析報告。


最近動態

Recent Development

金融與戰略性新興產業有大動作

評論 何海峰 2019年03月25日


距離2017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已有近兩年時間。2月18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規劃綱要》)發布,明確了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定位、到2035年的發展目標以及各區域的空間布局。

“站在區域發展的角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是繼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之后,在新時代新階段出臺的又一個新型城鎮化和改革開放發展戰略。”中國社科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海峰在接受《金融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聚焦高質量發展主線,粵港澳大灣區是融和創新發展、特色產業體系及現代金融服務建設于一體的“產業+區域”的全方位發展戰略。

借助區內完善的產業結構和各具特色的產業集群,集中力量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構建包括金融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在內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中之重。專家預計,到2030年,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總量可能增長一倍以上,約為3.2萬億至4.1萬億美元。

5G生物技術等 戰略性新興產業將受益

與世界三大灣區相比,粵港澳大灣區在經濟體量、輻射影響力以及發展空間方面具備優勢,但在創新實力、產業結構等方面仍較落后。專家普遍認為,科技創新將是粵港澳大灣區的重頭戲。而要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還需從加強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科研平臺建設,加強產學研深度融合等入手。由此,《規劃綱要》提出建設“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科技創新走廊、粵港澳大灣區大數據中心以及國際化創新平臺等。

中信建投宏觀債券團隊認為,高端制造、現代服務、新經濟是重要投資機遇。《規劃綱要》的出臺將極大促進“信息流”“資金流”“人才流”“創新流”在粵港澳大灣區的自由流動。大灣區產業布局完善,香港、澳門及珠三角9城市均都有各自的優勢產業,且已初步形成以戰略性新興產業為先導、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依據大灣區的優勢產業、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引以及《規劃綱要》的產業規劃,業界分析師普遍認為,智能制造、生物技術、新材料、5G和移動互聯網等重點領域將率先受益。

除了潛力巨大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外,大灣區內傳統制造企業眾多。依據各地產業優勢,《規劃綱要》做了不同的戰略布局,例如以珠海、佛山為龍頭,建設珠江西岸先進裝備制造產業帶;以深圳、東莞為核心,在珠江東岸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和競爭力的電子信息等世界級先進制造業產業集群等。

錯位發展互聯互通 加快大灣區現代金融體系建設

《規劃綱要》對粵港澳大灣區的金融發展作出三方面規劃——建設國際金融樞紐、大力發展特色金融產業、有序推進金融市場互聯互通。事實上,在《規劃綱要》發布之前,廣東銀保監局就已開展提升綜合金融服務質量的工作。據悉,目前其轄內銀行和保險機構與大灣區有關單位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20余份,為大灣區重大基礎設施互聯互通項目提供資金超5000億元,承保港澳跨境機動車輛720余輛。

對于大灣區如何發展現代金融服務體系,何海峰提出了三點看法。第一,依據各城市發展優勢,實施錯位發展。在大灣區“9+2”城市群中,各地經濟發展、產業布局、金融服務水平等存在較大差異。要建設大灣區現代金融服務體系顯然不能采取“一刀切”模式,而是要因地制宜,鞏固強化特色優勢,補齊發展短板。

何海峰分析認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必然要發揮其在金融領域的引領帶動作用及“一帶一路”國際金融平臺作用。作為區內唯一的國家中心城市,廣州的金融發展相對香港來說較為落后。因此,廣州要加快完善現代金融服務體系,發揮國家中心城市在區域發展中的金融功能。而深圳則將繼續圍繞資本市場建設,加快推進金融開放創新。澳門的主要功能是聯系葡語系國家,金融發展相對薄弱,其特色在于發揮服務出口和國際貿易方面的保險功能。

第二,增強金融服務科技創新的力度。除了繼續發揮銀行等金融機構的重要作用,大灣區建設還要重視拓寬直接融資渠道。《規劃綱要》中也強調了允許符合條件的創新型科技企業進入香港上市集資平臺等。

第三,正確發揮政府和市場的作用。在大灣區建設中市場要發揮決定性作用。政府在金融服務方面的職能如何發揮?《規劃綱要》中關于政府金融職能的發揮主要集中在加強監管、防控金融風險方面。另外,何海峰認為,政府自身也要加強債務風險管理,構建服務型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規劃綱要》提出的“有序推進金融市場互聯互通”的多條措施,例如“大灣區內的企業可按規定跨境發行人民幣債券”“支持香港機構投資者按規定在大灣區募集人民幣資金投資香港資本市場,參與投資境內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和創業投資基金”等備受期待。據悉,為滿足企業在結算、融資、資產轉讓方面的“三大跨境需求”,廣東銀保監局已經率先實現了跨境人民幣結算、跨境人民幣融資、跨境雙向人民幣債券試點、跨境雙向人民幣資金池、跨境金融資產轉讓“五大跨境產品”創新。

“大灣區有望成為引領金融互聯互通的開放前沿。”何海峰認為,這將進一步深化中國金融開放格局。“有序推進”也令業界對出臺更深入的大灣區金融規劃產生期待,廣州或成為境內金融開放“排頭兵”。

據媒體報道,香港金融監管當局正與內地相關部門探討在大灣區內先行先試跨境“理財通”。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院長董希淼對《金融時報》記者表示,“理財通”是內地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深化,大灣區投資者將會有更豐富的投資渠道和產品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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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銀行和信貸要發揮主渠道主力軍作用

采訪 何海峰 2019年03月19日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支持大型商業銀行多渠道補充資本,增強信貸投放能力,鼓勵增加制造業中長期貸款和信用貸款。今年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小微企業貸款要增長30%以上。清理規范銀行及中介服務收費。完善金融機構內部考核機制,激勵加強普惠金融服務,切實使中小微企業融資緊張狀況有明顯改善,綜合融資成本必須有明顯降低。

中國社科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海峰接受上證報采訪時表示,政府工作報告之所以提出了這么明確、具體的工作要求,和去年下半年支持民營、小微企業融資的一系列政策是一脈相承的。他認為,從這段表述中,透露出值得重視的幾點。

一是在中國加快經濟體制改革,擴大對外開放,建設現代金融體系的過程中,銀行和信貸仍然是中國金融體系的主力軍和主渠道,支持民營和中小企業渡過難關和進一步發展,還是要發揮主力軍和主渠道的作用。

二是民營和中小企業對實體經濟貢獻非常大,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在經濟下行期,他們遇到了困難,最直接的就是融資困難。因此,要讓實體經濟有起色,必須要解決好民營和中小企業融資難和融資貴問題,亟需提高其融資的可得性和降低融資成本。

政府工作報告明確要求,今年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小微企業貸款要增長30%以上。何海峰表示,這是對小微企業更有力的支持,但銀行本身也面臨著困難,在經濟下行期,風險資產規模升高,消耗銀行資本更多。因此,要多渠道給銀行補充資本,尤其是發揮資本市場的重要作用,利用證券市場一些新的金融工具來補充銀行資本,提高銀行的信貸投放能力。比如可以采取多種措施來促進銀行發行信用債,發展資產證券化等。

對于“鼓勵增加制造業中長期貸款和信用貸款”的表述,何海峰表示,短期貸款主要是解決應急資金的,要讓民營和中小企業渡過生存難關,還是需要發揮中長期貸款尤其是信用貸款的作用。傳統意義上,民營和中小企業是很難拿到信用貸款的,這方面需求很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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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執行基調已出現可察覺的變化

采訪 何海峰 2019年01月22日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21日在北京閉幕。會議指出,宏觀政策要強化逆周期調節,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適時預調微調,穩定總需求;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規模;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改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提高直接融資比重,解決好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中國社科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海峰接受上海證券報采訪時認為,貨幣政策執行基調已經發生了可察覺的變化,雖然表述上仍是“穩健的貨幣政策”,但執行上方式已“偏向靈活”,這主要體現在三方面。

一是流動性方面,會議不再一味強調“管”,而要“松緊適度”,與去年“管住貨幣供給總閘門”的基調形成鮮明對比;同時會議還新增“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

二是傳導機制上,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總閘門”“去杠桿、去通道、回表內”為主基調,今年則強調傳導機制的暢通,特別強調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

三是貨幣政策更注重服務實體經濟主體,即民營企業和小微企業。這兩類企業當前遇到了融資難融資貴難題,直接融資比重的提高,就是為減少實體經濟融資成本,讓其得到更加實惠的資金價格。

貨幣政策只是一個方面,何海峰認為,實際上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整體宏觀政策都出現了變化。回顧2018年,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沿著“去杠桿——結構性去杠桿——穩杠桿”的方向發展。如今外部經濟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宏觀政策調整也相應強化逆周期管理,以穩定總需求,即消費、投資和進出口。

此外,“財政政策更強調與貨幣政策的協同。”何海峰補充道,雖然表述中沒有提到二者的協調,但是“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為主、偏向靈活的貨幣政策”本身就包含了“協同發力”的含義。

何海峰認為,貨幣政策在執行中也將體現出新特點。

一是創造性。2019年經濟下行趨勢已經形成,貨幣政策在執行中要創造性地使用工具和手段。“不久前央行創設了TMLF,我們可以期待,根據貨幣金融與實體經濟運行的變化,還會適時創造出其他工具和手段。”

二是有彈性。“松緊適度”的要求,讓我們保持對宏觀經濟環境、貨幣金融和實體融資環境更加緊密的動態監測,保證政策傳導過程中達到“松緊適度”的狀態。

三是適調和微調。這意味著調節頻次會顯著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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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技術階層再生產:效率和發展的一類等價命題

論文 張平 2019年01月07日

一、引言

作為理解發展的一個新的和綜合的角度,本文嘗試著對知識技術階層再生產的發展內涵,給出一個邏輯上的分析,目標是建立經濟效率與知識技術階層擴張之間的等價性。不同于以物質生產為核心的工業化,在轉型和城市化階段,供給側的效率改進是一個涉及投資再平衡和消費結構升級的問題,由消費結構高端化所引致的知識生產配置及人力資本結構升級,成為城市化發展的實質,這一實質進一步體現在知識技術階層的再生產和穩步擴展上。

作為趨向發達城市化的必由路徑,(與消費結構高端化對應的)知識技術階層再生產的發展理念,不同于中產或中間階層再生產的傳統認識。一個重要區別是:具有知識技能的個體或群體,通常具有上升到中產甚至更高階層的能力和穩定性,轉型和發展社會的首要目標,就是注重培育附著于發展過程中的這個新特性。現有中產或中間階層是一個相當隨意和寬泛的概念,但是,我們強調現代化發展的知識和專業化特性,在此意義下,即使存在中產,那也必須是有知識技能支撐的中產。

從發展階段變化和可持續性角度來說,經濟效率的不斷改進,需要知識技術階層的再生產來支撐。此時,消費不再是單純的生產目的,消費結構的升級特別是與人力資本生產相關的消費比重的增加,越來越具有階層區分和差異化的特征。就知識技術階層的再生產而言,高端的科教文衛消費具有跨期或代際投資性質,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發展的關鍵在于知識技術職業的創造。就城市化的可持續性而言,職業發展或者就業質量的提高,比經濟效率更具有優先性。

學術論文內容詳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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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五”目標有利于穩金融 實際操作中銀行要選對行業和企業

采訪 何海峰 2018年12月12日

對民營企業貸款的“一二五”目標引發市場熱議。中國社科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海峰接受上證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從穩經濟、穩金融、穩就業的角度看,“一二五”目標的提出很及時。在實施過程中,銀行要選對行業、選對企業,這樣才能為民營經濟帶來真金白銀的支持。

日前,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提出的初步考慮對民營企業的貸款要實現“一二五”的目標,即在新增的公司類貸款中,大型銀行對民營企業的貸款不低于1/3,中小型銀行不低于2/3,爭取三年以后,銀行業對民營企業的貸款占新增公司類貸款的比例不低于50%。

如何正確理解“一二五”目標?何海峰認為,一方面,從背景和形勢上看,銀行金融機構對民營經濟的支持與其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貢獻不相對稱。尤其近段時間以來,內外部因素造成了民營企業的經營困難和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還和資本市場上的股權質押、流動性問題相疊加。

他表示,在這種情況下,金融管理部門非常有必要采取綜合政策,聯合發力;而從穩經濟、穩金融、穩就業的角度看,“一二五”目標的提出很及時。

另一方面,何海峰提出,“一二五”既是目標,同時也是手段和方法,可以為銀行業下一步轉型發展提供政策上的引導。在他看來,當前銀行業金融機構客觀上存在對民營經濟支持不夠的情況,“這種找大客戶、大行業、貸款集中的情況,也造成了過去一段時間里,銀行業不良貸款率的上升和經營模式的簡單化。”

他表示,銀行可以把目光投向更廣闊的民營經濟以拓寬市場;同時數量龐大的民營企業代表了中國經濟創新發展的重要方向,是戰略性資源。因此,通過政策引導,可以滿足銀行下一步發展中在戰略上、經營上的轉型需要。

不過,他也提示,由于中國正在處在行業和產業的轉型升級期,推進“一二五”目標的過程中,銀行要選對行業,這是方向性和全局性問題;然后要選擇經營規范、管理科學的企業,這樣才能給民營企業帶來真金白銀的支持。

從中長期看,何海峰認為,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和銀行的風險會降低。因為銀行把信貸資源進行了更充分地分散,擴散到更廣泛的樣本空間中去,而不僅僅把信貸資源過度集中在大型國企。

市場還擔心,“一二五”目標推進后,民營企業會否過度舉債?何海峰認為,一方面,從銀行角度看,要支持盡管暫時遇到流動性困難,但符合產業政策、有發展前景,同時經營管理良好、內控嚴格的企業。這要求銀行更深入、全面地的去了解客戶經營狀況,提升相關內控管理水平。“銀行不盲目放貸,民企也就不會過度舉債”;另一方面,從民企角度看,也應該在戰略經營和管理上提升質效。

“這是一個雙方互動的問題。構建銀企命運共同體,銀行不盲目放貸,民企不過度舉債,大家才能攜手共渡難關、共生共榮。”何海峰說。

此外,針對市場將11月9日資本市場波動歸因為“一二五”目標的說法,何海峰并不認同。他表示,近期資本市場的波動是復雜的多重因素造成,既有外部沖擊,也有內部結構性和周期性的困難。當前的股價走勢與基本面脫離,受情緒性因素擾動較大,而“一二五”目標利好民營企業,長期看,獲得更大支持的民營企業有望走出新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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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考金融扶貧模式經驗借鑒

評論 何海峰 2018年12月10日


2014年3月,蘭考縣以“三年脫貧、七年小康”的鄭重承諾打響了脫貧攻堅戰,2017年2月27日成功脫貧。在蘭考縣“五輪驅動”(政府推動、市場拉動、農戶主動、科技帶動與金融撬動)的扶貧脫貧工作中,以金融扶貧新模式加大融資力度,助力產業發展、企業發展,是實現蘭考穩定脫貧的重要途徑。其中,一個成功實踐就是,蘭考縣政府借助普惠金融改革實驗區的制度優勢,構建了“一平臺四體系”的普惠金融扶貧體系以及三類十二種金融扶貧產品體系。

一、金融扶貧組織體系:一平臺四體系

2016年12月,經國務院同意,中國人民銀行聯合河南省人民政府等監管和職能部門印發《河南省蘭考縣普惠金融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蘭考縣成為全國首個國家級普惠金融改革試驗區。以此為基礎,經過積極探索,蘭考實驗區搭建了“一平臺四體系”的普惠金融扶貧模式。“一平臺”即數字普惠金融服務平臺,推出“普惠金融一網通”微信公眾服務號,2017年10月升級為“普惠通APP”,打造一站式線上“金融超市”,實現金融服務零距離。“四體系”:一是普惠授信體系,將信貸前置,創新“信貸+信用”,推出普惠授信貸款,即對全部農戶無差別、無條件普遍授信3萬元(農商行提高至5萬元,目前擬對產業發展好的村提高至5萬~30萬元),免抵押、免擔保,年利率最高不超過6.75%。農戶只要有正當生產經營項目、無不良信用記錄、無不良嗜好即可啟用授信。二是信用體系,成立信用信息中心,依托省農戶和中小企業信用信息系統,采集、錄入農戶社會信用信息,組織開展信用戶、信用村、信用鄉鎮和信用企業評定。三是金融服務體系,將普惠金融內嵌于縣、鄉、村三級便民服務體系,打造“基層黨建+就業扶貧+普惠金融”三位一體服務平臺。提供“4+X”金融服務,其中的“4”即貸前推薦和貸后協助管理、信用體系建設和失信聯合懲戒、數字普惠金融推廣和基礎金融服務、金融消費權益保護和政策宣傳;“X”即銀行、保險機構特色金融服務,讓老百姓足不出村即可享受便捷的金融服務。四是風險防控體系,蘭考財政出資設立風險補償金、還貸周轉金。銀行、政府、保險、擔保四方分段分擔風險。

圍繞實驗區“一平臺四體系”模式構建和實驗區建設的目標和實現路徑,蘭考縣確定了普惠金融扶貧工作的“12345”蘭考樣板。具體而言,第一,明確“一個目標”,即把蘭考建成為全國普惠金融的改革先行區、創新示范區、運行安全區,為貧困縣域探索出一條可持續、可復制、可推廣的普惠金融發展之路。第二,組建“兩個機構”,一是成立縣普惠金融工作領導小組;二是組建普惠金融改革實驗區管委會。第三,打造“三級體系”,將普惠金融內嵌于縣、鄉、村三級便民服務體系,在縣城設立蘭考縣普惠金融服務中心;在鄉鎮設立鄉普惠金融服務站、在村級黨群服務中心設立普惠金融服務站,打造“基層黨建+就業扶貧+普惠金融”三位一體服務平臺。第四,推廣“四種產品”,分別是針對建檔立卡貧困戶的產業發展信用貸、針對一般農戶的普惠受信貸、針對農業經營主體和小微企業的“三位一體”貸款以及針對產業鏈龍頭企業帶動農戶的大額信貸需求的產業鏈融資模式。第五,提供“五重保障”,如人力保障、產業發展支撐、政策激勵引導、搭建要素平臺和強化能力建設等。

二、金融扶貧產品體系:無縫精準服務

蘭考縣政府將扶貧對象分為已脫貧戶和未脫貧戶兩類,其中未脫貧戶又分為一般貧困戶和兜底貧困戶。針對三類不同程度的貧苦戶,蘭考設計不同的產品體系,實現無縫精準扶貧服務。

第一,三級信用分類。為對已脫貧戶進行再幫扶,支持他們加快產業發展致富奔小康,2016年10月,實行“信用+信貸”聯動機制,成立縣、鄉、村三級信用評級委員會,依托信用信息中心農戶信用信息系統,對全縣建檔立卡貧困戶中已脫貧戶開展(A、AA、AAA)三個等級的信用評定,通過銀行授信,可分別申請3萬元、5萬元、8萬元的貸款額度并享受政府貼息。通過聯合激勵和聯合懲戒機制,使守信激勵和失信懲戒措施落實到人。已脫貧農戶獲得產業發展信用貸后,1年內信用記錄良好的,等級為A和AA的,可提高一個信用等級,等級為AAA的,可提高授信額度;每年在村莊的顯著位置張貼已脫貧農戶守信光榮榜;產業發展良好的,縣政府每年給予通報表彰和物質獎勵。其中三個信用等級的分類標準如下:以“三好三強”(遵紀守法好、家庭和睦好、鄰里團結好;責任意識強、信用觀念強、履約保障強)、“三有三無”(有勞動能力、有致富愿望、有致富項目;無賭博、吸毒、嫖娼等不良行為,無拖欠貸款本息、被列入貸款黑名單的記錄,無游手好閑、好吃懶做)等為主要內容,品德良好、具備基本勞動能力、無違法亂紀行為、無不良信用記錄的,可評為A級。綜合考慮貧困戶的資產、收入、負債、經營情況以及以往的貸款記錄等因素,可分別評為AA級、AAA級。對已評定信用等級的貧困戶統一頒發相對應信用等級的牌匾與證書。

第二,“X位一體”模式。在運行過程中,蘭考縣政府結合當地實際,研究落實“三位一體”“四位一體”和“新三位一體”等。2015年6月,探索構建了政府、金融、企業“三位一體”金融扶貧模式;2016年3月,在“三位一體”的基礎上,引入保險機制,建立了政府、銀行、企業、保險“四位一體”金融扶貧新機制,再者,在“三位一體”的基礎上推出“新三位一體”金融扶貧模式。政府的定位主要是提供財政資金作為風險補償金,保險公司則是對貸款主體的貸款進行保險,商業銀行的定位是提供信用支持即貸款,企業重在提供就業崗位或捐贈扶貧資金,如“新三位一體”中要求貸款主體應將貸款金額的5%捐贈給推薦鄉鎮(街道)作為扶貧資金或每10萬元帶動1個貧困戶就業,且就業時間不低于6個月,月工資不低于2000元。貸款企業吸納部分貧困戶,扣除吸納貧困戶人口(10萬/人)的貸款部分,按照剩余貸款額度的5%捐贈扶貧基金給鄉鎮(街道)。

第三,信用風險方式。在建立產業信用貸的風險防范機制方面,蘭考縣政府的主要做法有建立貸款風險分擔機制、建立風險補償和周轉機制以及建立風險熔斷機制和加強懲戒力度等。其一,運行主體是設立的蘭考縣興蘭農村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蘭考縣興農公司”);其二,運作模式是縣銀行業金融機構與蘭考縣興農公司簽訂合作服務協議后成為合作銀行;其三,初定的還貸周轉金規模為2000萬元人民幣,根據業務開展情況,還可適當調整規模;其四,申請條件有五,其中有普惠授信、“三位一體”“四位一體”、闡發發展信用貸、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等信貸模式支持的企業(農戶)等;其五,資金使用有償、有上限且只能用于“還舊續貸”,對企業而言的有償使用利率為10個工作日內按每天0.05%計收企業利息,超過10個工作日按每天0.1%計收企業利息,所得利息用于興農公司的日常辦公費及工資開銷等,最長期限不得超過20個工作日。

第四,公益扶貧模式。聯合工會、團委、婦聯、工商聯等群體組織,調動民營企業、社會組織的熱情,以愛心超市為平臺,將溫暖送給最需要的人,有效解決供需不精準,以人居環境提升工程、巧媳婦工程、助學工程為支撐,深入解決社會發展多元化、群眾需要多樣化等問題,探索建立積分改變習慣、勤勞改變生活、環境提升“精氣神”的社會治理長效機制。

三、啟示和建議

對政府部門而言,第一,基于自身的資源稟賦,建立獨具特色的金融扶貧體系,如蘭考的“一平臺四體系”模式等。第二,以貸養貧,如在“X位一體”模式中,我們看到對貸款主體的要求是捐助扶貧基金或安排扶貧就業,進一步的優化措施可以是通過一定的體制機制優化調整貸款主體的“要我扶”為“我要扶”,即提高貸款主體的主觀能動性。第三,以企業為中心,進一步優化金融扶貧體系。事實上,貧困戶的造血能力遠低于企業的造血能力,所以針對貧困戶的貸款使用效率不高,有的甚至會造成資金空轉,這就要求政府部門在設計金融扶貧方案過程中,要抓住企業這個牛鼻子,構建一對一、一對多或多對多的企業對貧困戶的金融或公益扶貧模式,典型案例如前述蘭考的公益扶貧模式或貴州六盤水的“三變模式”等。

對金融機構尤其是商業銀行而言,第一,在貧困戶細分的基礎上優化金融扶貧產品體系,這是“金融扶貧需求產品化”的要義所在,目前蘭考可供借鑒的層面是貧困戶分類和三等信用體系建設,在此基礎上,針對不同類型的貧困戶,設計不同的金融扶貧產品,當然,可以借助外部機構聯合研發相關產品,這是“金融扶貧產品需求交易化”的要義所在。第二,以貸養信的彎道超車模式,做好金融扶貧的前提是信用體系建設,如信用戶、信用村和信用鎮等,這需要長期的實踐積累,如農信社體系利用十年時間建立的信用系統等。對缺乏長期積累的金融機構尤其是商業銀行而言,可以借鑒蘭考普惠授信貸的“信用+信貸”以貸養信模式,以此反向甄別農戶的信用水平。第三,提高不良容忍度以及推行科學合理的盡職免責制度等以提高覆蓋率和戶貸率。蘭考縣銀監辦要對涉農不良貸款率容忍度提高2個百分點,在無違反法律法規和有關監管規章行為的前提下,對于非因銀行工作人員道德風險、重大過失而形成的不良貸款,可免予追究相關信貸人員的合規責任。

金融扶貧是全國脫貧攻堅整體系統工作中一個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它對于整合財政與金融資金、協調政府與市場資源、打通企業與農戶要素,從而實現產業扶貧和就業扶貧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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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豫軍如何彎道超車?

采訪 何海峰 2018年12月07日

何海峰見地深刻,言語中閃爍學者睿智。他曾兼任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其研究領域涉及金融政策和金融產品創新,連續8年擔任《中國金融政策報告》執行主編,主持和參與多項國家社科基金、中國社科院重點課題、央行招標課題,2012年~2013年在哈佛大學法學院國際金融體系中心做訪問學者,是具有國際視野的智庫專家。

一、防范金融風險,金融業發展進入新階段

“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取得大發展,金融業的改革相對而言更曲折一些。”

何海峰介紹說,對比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制造業、出口等領域取得了指數級增長,GDP總量大幅提高,已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金融改革則經歷了幾個比較大的歷史時期,各有重點。

比如,上世紀八十年代,金融改革主要是集中于銀行業,目標是將傳統銀行辦成“真正的銀行”,向市場化轉軌。上世紀九十年代,則主要以資本市場改革為切入點。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國家對金融業首次定位,認為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這是我國第一次明確金融在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從此以后,金融改革的步伐不斷加快。

何海峰說,正是對金融的精準定位,催生了金融業的繁榮,各業態百花齊放,放大了經濟發展的杠桿效應。

2017年,全國金融業發展進入新的歷史階段,何海峰稱之為“現代金融新階段”——金融仍為現代經濟的核心,同時還是國家的重要國際競爭力構成、國家安全的重要內容以及國家的基礎性制度。

也正是在這一年,國務院成立金融委。今年7月,新一屆國務院金融委第一次提出防范金融風險3年行動方案。全國金融業從野蠻生長向規范化發展邁出關鍵一步。

二、監管趨嚴,外部沖擊下更具現實意義

何海峰認為,防范金融風險的提出,也是國家針對資本空轉、資金價格虛高、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開出的“藥方”。

從過去一段歷史時期看,金融的野蠻生長,花樣繁多的金融創新,都是推進金融發展的重要力量。但在短時間爆發之時,由于監管跟不上,各種各樣的金融危機和亂象就相繼涌現。

從十八大提出要“積極穩妥推進金融創新”,到十九大強調嚴監管,說明大的風向已有轉移。

為什么出現這樣的政策變化?

何海峰認為,其關鍵在于金融風險的不確定性。過去有大量沒有納入到觀察統計的金融創新存在隱患和風險,金融業逐漸偏離了服務實體經濟的宗旨,走向了自我循環,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改善管理體系,調整跨地域、跨行業、跨部門、跨市場監管,特別是統計和信息的共享。

從較長的時間來看,金融創新與監管是相互促進的;但短期來看,超出監管的創新會造成泡沫,爆發風險,傷害金融本身,也會對實體經濟和社會生活造成影響,讓金融回到正軌,既是消除泡沫,也是對全國金融體系補短板的過程。

“這是重大的制度創新,現在國家對各種金融亂象的治理整頓已經初顯成效,在外部環境沖擊之下更有意義。”

三、金融豫軍如何突圍?要利用好“數字財富”

何海峰老家在河南南陽,在京定居,對家鄉也是深深掛念。客觀而言,他也高度評價了河南近年來的金融發展成就,稱之“形成了中部地區金融發展的新現象”。

河南金融業起步較晚,但發展迅猛,近年來涌現了一批金融豫軍,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走向縱深。何海峰說,雖然河南金融業已是支柱產業,但相比河南在中部地區的經濟總量來說還遠遠不夠。當前強監管、嚴監管的金融環境,對河南金融業產生限制性影響,但也提供了發展窗口和機遇。

進一步解釋,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

一是全面監管對金融產品業務,合規,治理等有更高的要求,可促使河南金融機構奠定更堅實規范的管理流程、治理機制。

二是為河南金融的管理創新和技術創新引進提供了時間和空間。

三是可實施人才“差異化”戰略,選擇一兩類金融人才定向引進。

何海峰特別說明,今年以來,金融對外開放力度加大,河南完全可以借助國際先進的經營管理經驗,從相對落后的狀態,跨越中間階段,直接踏入現代金融的高層級,用外資力量改造本地金融業。可結合自身優勢產業、戰略產業,挖掘金融需求,立足航空港、自貿區等國字號政策,加速對接國際資本市場。

另外,何海峰還認為,從金融發展總量而言,河南與我國沿海發達地區有差距,但從金融信息化角度而言,優勢卻很明顯,是金融豫軍實現彎道超車的可見賽道。

“金融是最高端的現代服務領域,金融信息化是現代金融體系建設最重要的方向。河南有天然的人口優勢,這在未來都是可貴的數字財富,應該思考如何把數字財富變為真正的金融資產,將行為、流量、交易,演變為真正的金融工具和抓手。”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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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穩預期需化解疊加效應

評論 張平 2018年12月06日


從對中國經濟的預測來看,多數學者和國際機構對中國宏觀經濟的指標和前景是樂觀的。計中國經濟2018年將保持6.6%的增長2019年將保持6.3%的增長,通貨膨脹均在2.5%以下,經濟增長平穩。同時,盡管有中美貿易摩擦的因素干擾,但中國的進出口依然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上。不過,從長期來看,經濟增長確實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預期。

首先,中美貿易摩擦的不確定情景。

從短期來看,貿易摩擦的影響基本無礙。匯率變動會抵消第一批500 億元加稅的大部分影響。所以,只要保持產品競爭力,中國的出口壓力不是很大,更不會因美國加征貿易關稅而出現斷崖式下跌。相反,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美國大搞貿易摩擦會導致國內物價上漲。

從長期來看,中美經貿摩擦的影響可能會逐步顯現。比如,作為爭奪焦點的服務業。在經合組織的指標中,服務業是貿易限制較高的。服務貿易的深化和開放,最好是基于世界貿易組織的框架,進行服務貿易升級。如果美國“另起爐灶”,這種合作將變得越來越困難,會對中國服務業開放和升級產生影響,但中國作出相應對策。

其次,美國加息。

美國已經多次加息,加息水平達到2.5,而中國央行一年期存款利率只有1.5。一般認為,加息會導致新興市場的貨幣貶值,人民幣面臨較大的加息壓力。這一預期會對未來的資本市場產生擾動。

最后,國內收縮政策疊加效應。

2017年下半年,在全球經濟復蘇的拉動下,中國采取了降低風險的全面調整措施,不僅金融去杠桿,而且監管部門開始“競爭監管”。這次政策共振直接導致了“寬貨幣、緊信用”。面對新的形勢,今年7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時提出了六個“穩”,穩預期就是其中的一項重要任務。

事實上,很多的預期不僅與宏觀數據波動有關,而且與國家治理、管理體制和法律制度等高度相關。因此,保持長期穩定的制度環境是穩預期的根本。我們要在波動中逐步完善治理體系,提振信心、化危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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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質量發展本質是以人民為中心

評論 張平 2018年11月01日


我國轉向高質量發展的基本特征:

一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深度城市化。

二是創新驅動的持續提升效率。

三是保護產權,規范政府行為,實現市場配置資源。

四是經濟穩定性。

五是生態文明建設和可持續發展。

六是經濟協調主體轉型。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已經步入中等偏高收入階段,預計到2025年左右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依照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邏輯和國際發展經驗來看,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將由后發趕超型增長向中高端協調發展模式轉變,經濟將會遵照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穩步推動,原有的依靠規模擴張和非平衡增長等趕超模式的增長路徑逐步向新的發展路徑轉變。同時,中國經濟要實現高質量發展也需要持續的效率改進,既包括要素效率的改進,也要實現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長和貢獻比重的提升。

一、高質量發展根本是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同步提升

1978年以來中國近40年的發展過程中,資本投入對增長的貢獻一直維持在較高水平。全要素生產率對GDP增長的貢獻大致維持在20%左右。這種較低的TFP貢獻,是中國資本驅動增長模式的特定現象。

經濟結構轉型升級與效率路徑重塑是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根本所在。十九大后推動經濟發展的基本思路也得到進一步完善,重點強調要加快建設現代化的經濟體系,強調質量第一、效率優先。因此,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必須重視兩個效率提升,即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同步提升。

一方面,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直接決定了工資水平的提升速度,只有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才能穩步提升。在工業化過程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依靠的是勞動和資本要素結合帶來的產出效率的提升,即依賴“物質資本密集”實現勞動生產率的提升;而經濟結構服務化后,勞動生產率提高則要依靠勞動質量提升實現的“人力資本密集”來推動生產效率提升,此時勞動生產率增長能反映一國人力資本深化程度以及國家的福利水平。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是借助人口紅利實現的,但當前面對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齡化等問題,使得人口增長急劇下降。勞動投入增長率從1985-2007階段的1.5%下降至2013-2017階段僅有0.397%,預計未來勞動投入會進一步下降,預測未來五年勞動投入平均增速為0.048,同時伴隨著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和勞動參與率增長的急劇下降,勞工參與率甚至已經呈現出負增長的情形。在此背景下,要實現勞動生產率提升需要更好地借助勞動質量提高而非勞動數量增長,通過教育、專業技能培訓等方式實現勞動素質提升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

另一方面,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的貢獻不斷提高,是企業技術進步與配置效率提升的綜合反映。只有全要素增長率超過要素投入帶來的增長時,才能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而且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被視為測量內生增長貢獻水平的指標。放大至一國來看,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比重提高意味著一個國家經濟增長逐步擺脫要素投入帶來的增長,進入到內生增長的道路,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本身才能克服人力、資本深化帶來的規模報酬遞減問題。

二、高質量發展本質特征是以人民為中心

高質量發展的本質是“以人民為中心”。黨的十九大針對中國的發展新階段指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這一判斷指出了我國轉向高質量發展的本質,是要從“物質”生產體系轉向“以人民為中心”的消費升級、創新、高效、包容的可持續發展軌道。

馬克思經典理論以資本循環運動作為研究對象,反映了工業化階段的發展規律,其中生產是起點,消費是附屬,消費的作用僅是為了勞動力再生產。而馬克思在社會主義構想中闡述了關于人的發展、自由聯合體和按勞分配的理論,指出了人的解放和全面發展是社會主義發展和實現共產主義的本質。我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以人民為中心”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指導思想。人民消費成為經濟循環的起點,而不再是生產環節的附屬。消費的內涵不僅是提供勞動力再生產的日常消費,而且是通過逐漸偏向知識消費的消費結構升級,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提高人力資本水平,促進科技創新與知識生產,并建立消費對于經濟效率的補償機制,以此改善經濟效率、實現城市化過程的可持續性。這一模式將形成一個以人民為中心的新經濟循環體系,實現創新、效率提升、價值創造與公平分享的高質量發展。

“知識消費—人力資本提高—創新效率補償”的循環,是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機制。我國在工業化階段偏重于中低層次教育,形成了較大比重的低層次人力資本,目前面臨人力資本升級的問題。通過日本和韓國經驗的比較可以看出,兩國在大規模工業化結束后的15-20年中,都實現了高等教育的普及,預計到2025年,兩國高等教育人力資本比重將分別達到50%和70%。人力資本結構的快速提升促進了整體創新能力,是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證,其內涵是廣義人力資本的快速提高,包括科學、教育、文化娛樂、健康醫療、體育等多方面的快速發展。在高質量發展軌道中,經濟增長伴隨著知識消費比重和人力資本結構的提升,從而推動勞動生產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貢獻比重增加、可持續性加強。在新經濟循環中,勞動要素的質量不斷提升,并持續創造和分享價值。這一過程需要建立和完善新的體制機制,由政府提供穩定環境和高質量服務,經濟通過自主協調實現內生增長,并使市場機制與宏觀穩定相互協調。

推動我國高質量發展和經濟轉型需要兩大引擎,一是以提升廣義人力資本為基準的深度城市化,二是提升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深度城市化的本質是人的聚集,核心是形成以人民為中心的“知識消費、資本深化和高勞動生產率”的良性循環。知識消費是指科教文衛體等消費比重持續提高的消費結構升級,以此促進人力資本結構升級;資本深化是指資本質量和存量優化提升,從而提高資本回報率;高勞動生產率是指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產業效率持續提升,從而形成良性循環。提升制造業國際競爭力,我國制造業需要在自主創新能力、資源利用效率、產業結構水平、信息化程度、質量效益等方面不斷提升,實現轉型升級和跨越發展。

我國轉向高質量發展的基本特征可以歸納為以下六點:

一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深度城市化。持續提升科教文衛體等知識消費比重,更多地讓人民分享發展成果,提高居民初次分配比重,政府提供更多更高質量的公共服務。

二是創新驅動的持續提升效率。包括持續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促進可持續發展這三個基本效率指標。

三是保護產權,規范政府行為,實現市場配置資源。政府規制在后發國家的趕超階段具有重要作用,而在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需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完善產權保護,校正過度干預行為,發揮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

四是經濟穩定性。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階段經濟復雜度更高,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將難以避免一些內部和外部沖擊,需要重視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經濟穩定的核心是通貨膨脹和匯率波動,其背后是城市化過程中積累的土地、金融和財政風險,不僅需要短期政策調節,還涉及特定發展階段的宏觀管理框架,需要結構性改革。

五是生態文明建設和可持續發展。高質量發展既要滿足人民對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也要滿足人民對優美生態環境等美好生活的需要,實現可持續發展。

六是經濟協調主體轉型。加快改革當前的行政區劃體制,以城市作為空間協調發展的引領,配合中央政府的布局規劃、激勵設計和支出功能完成經濟協調主體轉型。

三、高質量發展需要依靠改革實現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要著力構建“三有體制”,即“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同時,在發展目標上也要更加注重就業創業、質量效益、風險防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要真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必須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深化產權保護、國企國資、土地、財稅、金融、政府行政管理等重點領域的改革。

第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轉向高質量發展的內生路徑上來。推進高質量發展,既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其核心就是要實現經濟效率的提升,使經濟增長的動力由依賴要素投入轉變為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中國經濟結構的重大調整,意味著經濟增長將更多地依靠消費和服務業發展,更多地依靠勞動者質量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提升代表的技術進步。傳統經濟理論把消費看作是儲蓄和投資的抵消項目,這是工業化階段形成的思維模式,因為積累和增長是工業化的核心。然而在發達經濟階段,居民消費結構中的科教文衛體等廣義人力資本消費越來越具有跨期投資的特性,是一種有助于未來整體經濟效率提高的儲蓄向高效率消費的轉化途徑。這種有效率的儲蓄轉化,是城市化區別于工業化的一個重要特征,其意義在于可持續發展和對抗未來的不確定。我國在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應重視高層次人力資本積累不足的問題,目前這已成為抑制我國高質量發展的瓶頸。

第二,完善和健全金融、財政體系建設,促進金融和財政的協調。經濟新常態和城市化發展為政府目標和資源配置效率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要強調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地位,完善和發揮市場的激勵作用,核心是金融體系的穩定和健全,既有利于多樣化資產投資渠道的暢通,又有利于企業投融資需求的滿足;金融市場建設問題上,我國應當以市場穩定和效率導向為重點,建立多層次、多功能的金融市場,進而為家庭資產多樣化提供一個穩定的金融環境,適應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另一方面,就要促進社會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務體系的完善,以人民生活質量提高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整個稅制是以間接稅為主,而間接稅是順周期的,再分配功能也相當弱。中國整個經濟要邁入現代化,稅制也要走向現代化。直接稅的調控功能是逆周期的,作用于社會分配方面則能促進社會和諧。因此,要推動我國的財政體制改革和轉型,短期財稅體制改革的目標應是改變大規模工業化時期生產型財政收支的模式,把制度建設的重點轉變到服務民生上來,長期目標應是調整原有以工業稅收為主體的稅收模式,逐步形成以消費稅、收入稅和財產稅為主體的財稅模式,財政改革的立足點應是不斷提高居民的福利保障水平。

第三,促進經濟協調發展,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實現可持續、包容發展路徑。首先,以人為中心的發展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現實需要。因此,要努力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區域協調發展,健全整個社會的利益表達和協調、保護機制,從整體利益和集體利益出發,實現經濟的長遠發展。其次,要積極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高質量發展即要求社會和國家的穩定有序發展,即要建立和完善以政府為主導,社會協同、公眾參與,同時有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通過法治思維明晰責權界定,實現管理過程公開,從而形成對社會行為可預期的社會治理制度體系。最后,努力協調人與自然、生態的關系,也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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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平穩、預期不確定—積極尋找新動力

論文 張平 2018年10月31日

一、實體經濟平穩

今天主要講經濟平穩。中國經濟增長是平穩的,預期是非常不確定的。中國的憂慮不在實體數據,而在未來不確定的預期,而不確定的預期與新舊動能轉換、微觀的摩擦構成了更大的不確定性,導致了資本市場的波動。

中國的股票估值80%以上是估值波動,遠大于業績增長波動。而估值波動受宏觀政策預期和市場結構調整的影響,這是比較嚴峻的市場問題。2018年經濟溫度的三個指標,GDP6.6%,CPI2.2%,匯率6.9,主要波動在匯率上,內部的實體經濟指標是穩定,但匯率指標波動比較大,今年先升值,再貶值,年底控制在7以內。實體經濟實際上是平穩的,盡管有貿易戰,但出口比08年好很多,進出口水平依然較高,比之前稍弱。現在的經濟比2015年好了很多,2012-2015的通縮,2015年實際增長水平高,名義增長水平7%,現在有9%。這個數據真實,因為稅收很好,上市公司利潤也不錯,電力增長快,實體經濟的增長比我們想象的要平穩。

產業層面也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從上市公司來看,業績在分化,新舊動能轉換,規模已經發生轉換,中小板與經濟增長比較貼合,滬深300代表的大股票業績增長好于GDP,創業板弱于GDP。中國的產業從分散向集中轉變,供給側改革,環保門檻提高,企業開始集中,現在規范的、規模化的企業日子比原來“亂競爭”的時期過得更好。因為原有行業亂、散、小,集中后企業減少,競爭激烈,剩下都是比較好的企業,市場結構正在在發生根本變化,這一變化是否合全球產業發展規律的。經濟實體增長平穩,實體經濟中產業開始集中,這種轉換是必然的,不能用一些淘汰的中小企業的悲觀衡量整個產業向高質量轉型。這種集中是符合全球產業集中的態勢的。

從對中國的實體預測看,中國學者、國際預測和IMF對中國宏觀經濟指標和前景是樂觀的,現在看并不嚴重,2018年保持6.6%的增長、2019年保持6.3%的增長,通貨膨脹均在2.5%以下,經濟增長平穩。

二、經濟預期不確定

中國經濟增長預期不確定,來源外部的沖擊和國內政策“疊加”效應過強。

1.中美貿易戰的不確定情景。短期無礙,找到加工業的替代者,影響從2018年的第四季度顯現,第一波的部分替代要明年才能完成。匯率變動會抵消掉第一波500億的加稅消減競爭力的大部分影響,中國只要保持競爭力,出口壓力不是很嚴峻。美國在九月份即將對另外2000億懲罰,由于這2000億出口所占市場份額高,2019年下半年逐步能找到部分替代者來抵消中國的出口,出口轉弱才會顯現。出口不會因美國貿易關稅而出現斷崖式下跌。而且貿易戰會導致美國物價上漲。

長期有礙,服務業才是開放爭奪的焦點。在OECD所有指標中,都是貿易限制較高的,服務貿易的深化和開放,是重要的內容。市場地位,政府干預逐步減少,才能獲得市場地位。最好是基于WTO框架,進行服務貿易升級,對接世界開放服務業;最差是歐美另起爐灶,在未來3-8年合作越來越困難。服務業升級與市場地位的自我修正很重要。

對實體經濟中美貿易戰短期無礙,長期有礙。對人民幣匯率的預期直接就產生了嚴峻的影響。中國盡管沒有長期貶值的太大壓力,但受到預期影響,6月15號后人民幣開始貶值,直到重新恢復逆調解因子后才穩定。2000億加稅后再次會引起匯率波動。匯率預期會引起資本流出,對金融市場產生壓力。

2.美國連加四次息,加息水平達到2.5,中國一年期存款只有1.5,利息壓力太大,因為人民幣是非儲備貨幣,加息導致全球有關新興市場的貨幣貶值,美國加息對中國有直接壓力,十年期國債美國比中國高100個bp是比較好的,現在只有56個bp。匯率成熟了加息的壓力,這是第四季度加息性預期的來源,這些預期擾動了未來的資本市場;目前高杠桿,加息壓力大,盡量不加息,保匯率加息是正確選擇。利差太小,短期倒掛。明年預期加息三次,但這些事都有影響。

3.國內收縮的政策疊加效應強勁。2017年下半年在全球經濟復蘇對中國拉動條件下,中國采取了降低風險的全面調整,金融去杠桿,監管部門開始“競爭監管”,人民銀行、銀保證監管、土地、環保、財政等多部門同時采取了緊縮。融資關系本質上已經是網絡,任何一個節點損失都會引起一個網絡的塌陷,降杠桿馬上把企業、金融機構、地方政府都逼入到連鎖金融風險中。在企業產權改革、地方軟預算、金融機構剛兌的痼疾下,倒逼金融放松,越緊反而越不成功。

這次政策共振直接導致了“寬貨幣,緊信用”,金融市場震蕩,經濟減速。銀行內部資金充沛,銀行間利率下降,銀行外資金沒有。貨幣與信用分離,貨幣很多,由于預期不好,信用放不出來。銀行有錢,外面沒錢。監管又是單向的,而且相互競爭,同步加大監管,破壞了市場的平穩。

4.政策的頻發不穩定,是市場預期不好的原因。證監會政策非常不穩定,提出獨角獸優先上市,要發CDR,很快就沒有了。財政政策根本是減稅,而提出由稅務局按實收收入代收社保,按所有上市公司成本增加6%以上,對各個企業影響不一樣。讓大家覺得政策變動太大。

5.保護產權制度和創造更好的營商環境需改進,當前很多的預期不僅僅與宏觀數據波動有關,也與國家治理、管理體制和法律制度等高度相關,因此保持長期穩定的制度環境才是穩定預期根本。

三、中國上市公司的評估。

中國上市公司的估值底部區間出現,但中國資本市場波動在于估值波動,80%來自于估值,20%來自于業績上升。估值波動與預期高度相關。今年更為特殊,企業業績增長平穩,但股權由于抵押杠桿過高,增發價過高等原有,股票波動被放大。資本市場不怕波動,而是要在波動中完善治理體系。從而形成健康的資本市場,為高質量發展轉型貢獻力量。

中國未來根本是改善治理,推進產權保護、資本市場公正建設。傳統行業靠集中,新興產業靠拓展,不能偏離這兩個方向。宏觀不確定下,估值波動較大。需要從自下而上:在安全中尋找α。選股規則:在傳統行業,尋求毛利提高;創新行業,毛利和營業額雙提高,特別是高看一眼良治的公司,培養和尋找出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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