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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低通脹趨勢尚未改變

作者 Author 湯鐸鐸 時間 Site Release Time 2019-08-09

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數據顯示,2019年5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2.7%,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同比上漲0.6%。CPI增幅創15個月以來新高,其中豬肉和蔬果價格高企對居民生活造成一定影響,引發各方擔憂。然而,無論是從國際、國內經濟環境,還是從CPI上漲的具體結構來看,通脹都不是近期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威脅。

一、“豬周期”不是宏觀經濟問題

從CPI的結構看,本次物價上漲完全是由豬肉和蔬果價格飆升引起的。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5月份鮮果價格上漲26.7%,影響CPI上漲約0.48個百分點;鮮菜價格上漲13.3%,影響CPI上漲約0.31個百分點;畜肉類價格上漲12.5%,影響CPI上漲約0.51個百分點(豬肉價格上漲18.2%,影響CPI上漲約0.38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如果剔除肉類和蔬果總共1.3個百分點的影響,5月份CPI的漲幅只有1.4%。

由于肉類和蔬果價格變動最為頻繁,也最貼近民生,致使其每有異動都會迅速成為媒體和輿論渲染的焦點。食品價格易受外部因素影響的隨機性特征,疊加媒體和輿論的過度關注,往往會干擾政策制定者對社會總供求平衡狀況的判斷。宏觀經濟政策應該針對經濟增長和周期波動中的總量問題和重大結構問題,而不是被偶然的歉收和疫情牽著鼻子走。另一隨機性特征較為明顯的是能源價格,顯然,宏觀經濟政策也不能隨著能源價格變動而左右搖擺。

考慮食品和能源價格變化較為頻繁、變化幅度較大、受供給方面隨機性因素影響較大的特點,一些發達經濟體會公布剔除其影響的所謂核心通貨膨脹率,以便更為準確的判斷價格總水平和社會總供求平衡狀況。從我國目前的物價形勢看,推出核心CPI的時機已經成熟。豬肉雖然事關民生,但是“豬周期”歸根結底只是一個局部的行業問題,不能動輒就上升到宏觀經濟的高度。其他食品和能源價格也類似,應該將其置于具體行業中來考慮,由對口部門采用專門的政策來管理和應對,而不是借由媒體和輿論渲染而夸大為全局性的宏觀經濟問題,從而對宏觀政策制定造成不必要的干擾。

二、全球低通脹的基本邏輯

世界銀行今年年初發布了題為《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的通貨膨脹:演變、驅動和政策》的報告。該報告指出,近40多年來,全球經濟經歷了明顯而廣泛的通貨膨脹率下降。其中,發達經濟體的通脹下降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則開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二者通貨膨脹率的中位數均下降了大約15個百分點。世界銀行將這種全球低通脹趨勢的形成歸結為三大原因:全球經濟一體化、良好的宏觀治理(貨幣政策尤為重要)、一系列結構性和市場化改革。雖然時有金融危機的侵擾,但在這種穩定的低通脹環境下,全球經濟還是實現了史上少有的黃金增長。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雖然各大經濟體都出臺了刺激性政策積極應對,但是到目前為止全球經濟復蘇進程仍然暗淡。在經濟增長疲弱的同時,全球通脹水平也一直處在低位,甚至一度出現通縮趨勢。2019年5月,美國的CPI為1.8%,歐盟的CPI為1.2%,均處在低位,而日本2019年4月份的CPI則只有0.9%。總之,全球低通脹的長期趨勢尚未扭轉,再加上金融危機以來的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從而使得全球通脹水平持續低迷。在各大經濟體通脹水平相關性越來越高的情況下,我國的通貨膨脹很大程度上也受國際經濟環境影響。

從國內看,剔除肉類和蔬果后5月份CPI為1.4%,表明整個國民經濟運行大體處在合理區間,總需求稍稍偏弱。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1—5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5.6%;2019年5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名義增長8.6%(實際增長6.4%);2019年5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5.0%。這些實體經濟方面的數據顯然也都不支持通貨膨脹即將抬頭的判斷。

三、求之不得的溫和通脹

在宏觀經濟理論中,高通脹和通貨緊縮(負的通貨膨脹率)的危害得到了較為充分的研究。二者均會扭曲資源配置,導致產出下降,甚至引發嚴重經濟衰退。因此,最優通脹水平應該在一個適度的正值區間,根據經濟體和經濟環境的不同會有所變化。目前,一般認為發達經濟體適宜的通貨膨脹水平為2%,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可以稍微高一些,主要發達經濟體中央銀行的目標通脹率也大都設在2%。

從21世紀初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機以后的經濟發展看,持續低通脹造成的政策困境越來越明顯。首先,伴隨低通脹的通常是低名義貨幣政策利率,這意味著傳統貨幣政策的實施空間非常逼仄。全球金融危機后,發達經濟體普遍觸及零利率下限,從而不得不采取量化寬松的非傳統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走出衰退。其次,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后果是政府債務高企,這會自動限制進一步實施寬松的空間。而且,在低通脹環境下實際債務負擔會愈加沉重,而在名義收入高增長的環境中化解政府債務會更加容易。

雖然存有巨大爭議,但在一些發達經濟體中,已經有經濟學家建議中央銀行應該將目標通脹率從2%調整到4%,以化解當前的政策困局。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貨膨脹,無論對促進實體經濟增長還是維護金融穩定都頗有裨益。當前,不管是對發達經濟體還是新興市場國家,溫和的通貨膨脹都是求之不得的。

四、從未發生過的“滯脹”

在宏觀政策討論中,滯脹是一個高頻詞匯。滯脹一詞有兩層含義。第一層是字面含義,即指經濟增長下滑或停滯,同時伴隨較高通貨膨脹。第二層含義特指1973年至1975年在美國發生的經濟現象,有五個季度經濟出現負增長,同時通貨膨脹率高達10%左右。美國1970年代的滯脹也叫“大通脹”,與1929年大蕭條和2008年后的所謂大衰退齊名,是非常嚴重和極端的經濟狀況。對于出現這種極端狀況的原因,經濟學家也莫衷一是,存在較大爭論。

在我國,第二層含義上的滯脹從來就沒有發生過。我國歷史上最嚴重的幾次通脹都是由經濟過熱引起的,而經濟增長相對低迷的階段也都伴隨著低通脹甚至通貨緊縮。然而,由于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并非完全同步,在繁榮期當增長率先下滑而通脹仍維持高位時,或者在衰退期當通脹率先抬頭而增長尚不為所動時,有人就會認為經濟出現了滯脹,或者至少滯脹風險。從第一層字面含義角度看,這種認識并沒有錯。但由于還存在第二層含義,這些評論又在有意無意間混淆了二者,從而夸大了經濟形勢的嚴峻程度。

也就是說,兩種完全不同的經濟現象共用一個名稱,前者是變量的領先滯后關系交錯造成的短暫的正常現象,后者是極少出現的有持續性的極端經濟災難。評論者通過觀察和總結前者引出滯脹的概念,但是在論述中卻難以割裂后者極為負面內涵,最終引發不必要的憂慮和恐慌。像滯脹這樣容易引起混淆的概念,論者還是要慎用。

五、預期管理就是信心管理

在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和持續低通脹,我國總需求偏弱的環境下,防范通貨膨脹并非當務之急。長期看,我國宏觀調控的主要矛盾,已經從就業和通脹之間的折衷,轉變為更廣泛的經濟穩定和金融穩定之間的折衷。在當下實體經濟相對穩定的形勢下,政策重點還是要放在金融風險的化解和防范上。

如果一定要對目前的通脹狀況有所動作,那么最好的應對就是未雨綢繆,做好預期管理。對通貨膨脹最有效的抑制就是錨定經濟主體的通貨膨脹預期,即讓居民和企業相信價格水平會保持穩定,不擔心出現通貨膨脹。顯然,預期管理就是信心管理,政府要通過宏觀經濟政策透明化,設定可置信的政策承諾,給予居民和企業以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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